今年是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90周年。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起床后，换上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来到长汀中山公园。他独坐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唱着《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走向刑场，当他走到罗汉岭一处草坪时，回过头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膝而坐，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

这一幕，定格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瞬间之一。在革命者的铁血与文人的柔情之间，瞿秋白以一颗赤子之心，铸就了信仰最纯粹的底色。这颗赤子之心，是少年时目睹家国破碎的锥心之痛，是青年时远赴苏俄“求真”的孤勇身影，是革命者“赤诚报国”“一心为民”的担当，更是用生命谱写的“永生”华章。 

赤子求真

年少时的瞿秋白，对读书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他的书桌上、枕头边，总是堆满了《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注》《仁学》《饮冰室文集》等文史典籍。在广阅博览中，瞿秋白渐渐形成了对人生的看法：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状，这位敏感的少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人生观只在于避世”的叹息，道出了那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困境。

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在这里，他接触到多元文化与新思想，如同叩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知识的大门，为后续的思想转变奠定基础。瞿秋白学习俄语、法语，自修英语，除研读“中国的旧书”以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宣传新思想的进步书刊，涵盖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言论、各种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书籍。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等俄罗斯名家的作品都在他心中播下了新思想的种子。

五四运动打破了瞿秋白“孤寂的生活”，使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的激情投入其中。他组织领导俄专同学积极参与“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斗争；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奔波劳累，在校内开会动员、在街头发表演说、在报纸期刊发表文章；他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与郑振铎等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作为该刊的编辑和最重要的撰稿人。这一时期，他“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但五四时期被当做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科学社会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瞿秋白同当时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一样，对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

为了把研究对象“认个清楚”，“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1920年10月，瞿秋白怀着一腔热血，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文凭，奔向苏维埃俄国。“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尽管苏俄之旅异常艰辛，但这一切都未能动摇他追求真理的决心，“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宁死亦当一行”。1921年1月，瞿秋白一行终于抵达莫斯科。在苏俄的两年间，瞿秋白以惊人的勤奋和敏锐的观察力，深入这个新生国家的各个角落。他访问苏俄政府机构、采访政府要员，观览著名美术馆、拜访托尔斯泰故居，深入俄国社会各个层面及日常生活，结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化建设、农民、知识分子、教育、民族、宗教等问题以及俄国共产党和新经济政策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报道。考察期间，他向国内发回60多篇通讯报道，撰写了两部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翻译多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或介绍俄国无产阶级新文化建设事业的文章，还撰写了《俄国文学史》书稿，评述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概况、代表作家和作品。

苏俄之行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1年5月，在张太雷的介绍下，瞿秋白加入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投身共产主义的志向。

赤子报国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召开。大会期间，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随同陈独秀进行口译和笔译工作。大会结束后，陈独秀动员瞿秋白一同回国工作，他欣然应允。1923年1月，以新闻记者身份出使苏俄的瞿秋白，以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回到祖国。

回国后，瞿秋白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艰巨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参与创办上海大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和观察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具体问题给予极大关注。1923年6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起草党纲草案，他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推动大会作出同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促成党在策略路线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23年底至1924年初，瞿秋白根据中央指示，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成为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三方面之间的重要联络代表。他不辞辛劳，频繁奔波于广州与上海之间，参与磋商改组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参与起草国共合作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瞿秋白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上海《民国日报》的编辑、撰稿工作。

1925年起，瞿秋白先后在党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8月7日，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时，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年仅28岁的瞿秋白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中共六大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随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错误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面对逆境，他顾全大局，继续为革命忘我工作。1931年夏起，瞿秋白转战革命文化战线，在上海同鲁迅先生一起指导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1934年初，瞿秋白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等职。他主编的《红色中华》，大力宣传红军战绩和扩大红军运动，报道群众踊跃参军和节约粮食经费支援红军的模范事迹等，有力支持和配合了反“围剿”斗争。

赤子为民

瞿秋白对人民的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发自内心的共情与认同。这种爱，从他年少时的朴素善心，到革命时期的坚定立场，始终如一地温暖着苦难中的中国民众。

瞿秋白的爱民情怀，始于童年刻骨铭心的苦难体验。瞿秋白祖上世代为官，自己的家庭也是书香门第，而在历史洪流的冲击之下，瞿秋白的士大夫家庭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败而走向没落。年少的瞿秋白经历了典当度日、入住宗祠、债台高筑、母亲自杀、家人星散、寄人篱下的极度艰涩痛楚的生活，更多地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易。据秋白少时玩伴羊牧之回忆，秋白少年时上街，每每碰到乞丐喊着“少爷”，伸手要钱，他总是和蔼地看着对方年龄大的说：“老人家！你不要喊我‘少爷’，我不是“少爷’”，随即把自己的零用钱放在他的手里。他还悄悄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冻得发抖的农家孩子。这些细微举动，折射出一个少年对底层民众的本能亲近。

参加革命后，瞿秋白将这份朴素的情感升华为坚定的革命立场。赴苏俄考察期间，瞿秋白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撰写了《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文中以上海和唐山两地为例，就详细描述了中国工人工钱少、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差等悲惨状况，展现了工人遭受的残酷剥削。如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了增加收入，很多工人不得不每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煤矿工人度日艰难，工资极低（开滦煤矿矿工每天最低工资一角六，最高工资一元一角），有的只能靠借债度日；很多工人生病期间得不到生活费，无法维持生计等。瞿秋白用犀利的笔触，揭露了工人遭受的残酷剥削，让世人看到了资本主义黑暗面下工人的血泪。1923年中共三大上，瞿秋白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字字千钧：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实行义务教育等，更为难得的是，《草案》还专门列举了保障农民利益和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如减轻田赋、革新陋规，改良水利，废除包工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雇佣童工等。这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呐喊。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及时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民众的斗志，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热血日报》，瞿秋白担任主编。创办期间，不管多忙，他都坚持每晚听妻子杨之华汇报工人动态。杨之华回忆，“他的身体非常坏，但他不肯休息，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天明。每当发现了重大的问题，他要亲自找工人谈话，核对材料，然后才把新闻发出去。”面对党内对农民运动的质疑和指责，瞿秋白坚定地站在支持农民运动的一边。当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刊物上遭遇发表困难时，瞿秋白挺身而出，将其交由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亲自为该书撰写序言，使这一重要文献得以广泛传播，有力地支持了农民运动。

瞿秋白曾写道，“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远的青年’。”这种将“小我”完全融入“大我”的境界，正是他为民情怀的最高体现。

赤子永生

提及他的身体状况，与他共事过的诸多同仁，皆有深刻回忆。“高高的个子，颇带倦容的清瘦的脸，显得文静而安详。”“秋白的面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他有肺病，我早是晓得的，看到他的脸色却不免使我吃惊。他说，他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瞿秋白自己也多次提及，但他始终怀着救国救民的热忱，用钢铁一般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他在《南国》里这样记载：“七月间病卧了一个月，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病亦似乎轻了好些，最好能进医院，……肺痨是要‘养’的。可是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

奉命到中央苏区后，虽然时发肺病，瞿秋白仍带头节省粮食和食盐，以支援前方的红军将士。陈丕显回忆：“记得1935年新年在中央驻地，我看到秋白同志，他身患重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他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呛着。当时我感到十分怅惘，像他这样的身体，怎能坚持打游击呢！”

是啊，“像他这样的身体，怎能坚持打游击呢！”这恰恰道出了瞿秋白最令人敬佩之处。这位看似文弱的书生，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以病弱之躯，铸钢铁之志”。瞿秋白对生死，看得极为坦然，曾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此时，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苏区陷入血雨腥风。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用各种手段，严刑逼供、利诱劝降，瞿秋白针锋相对，毫不屈服。在敌人的囚牢中，他气定神闲，吟诗词、工印章，从容不迫。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掷地有声：“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更令人动容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心怀大爱，想着自己的病体，或许能为人类社会的医学进步贡献一份力量。“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

瞿秋白离开我们整整90年了，可他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从未沉寂。如今，在我们追寻真理的道路上，瞿秋白那跨越时空的赤子之心依然在无声地叩击着每个后来者的灵魂：真正的信仰何须金甲护体？她本就是以血肉之躯匍匐向光的姿态，是即便被荆棘刺穿掌心仍要捧出火种的孤勇，是纵使躯壳朽坏、仍要让精神在千万人心中永生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