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上甘岭上升起鲜艳的红旗

沈士林

1952年秋，我奉命去南京野战军司令部受领任务。列车刚进南京站，就听到广播：“解放军沈士林同志，听到广播后立即返回部队，不得延误。”我听到广播后未敢出站，军令如山，立即登上了南京到杭州的列车。上车后补了到达嘉兴的车票。到嘉兴已傍晚，我分秒不敢停留，直奔师侦察科高科长住处。高科长正打点行装，我立即报告：“科长同志，我回来了。”科长头亦未抬，命令道：“你立即回宿舍整理行装，除替换衣服、睡觉被褥外，其余一律包装好写上自己的名字送管理科保管，解放军的胸章、帽徽亦不准带，一并装入包内。”并严肃道：部队马上就要入朝作战，从今天开始，没命令，不得与家人、亲友通信。“是！”我啪的一个立正敬礼后，立即返回住处“接令行事”。

 沈士林

翌日拂晓，何风山副师长带领我们100多人上了大卡车向嘉兴车站急驰而去。到站后，从特设的进站口，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上海开往三棵树的专列。一路上只允许在站台上活动，不许出站，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饮一口水壶中的白开水。

部队到达元山地区后，立即进行了2个多月的山地高寒作战训练。为了解熟悉朝鲜的民情风俗、地形特点，各营团以上单位都派来了朝鲜译员，教大家都能讲上几句朝鲜话，如称呼、问好、问路等，以便和朝鲜人民沟通。不久部队开赴上甘岭前线，接防参加上甘岭战役部队的防地。

上甘岭是海拔100O米以上五圣山的主峰，经过上甘岭战役，主峰被各种炮弹削平了2米多，举目寸草不生，随便抓一把土都能闻到浓浓的血腥味，都能在手中握出许多碎弹片粒。

我被任命到上甘岭负责主峰观察所。主峰观察所位于上甘岭的背阴处，这里气温达零下40多度。由于这里是师前线指挥所的耳目，一天24小时我们都不敢有半点的怠慢。观察所配有4名观察员、1名炊事员。所谓观察所，只是一个10多平方米的坑道：吃、住、学习都在这里，向着敌方一侧开了个敞亮的但伪装严密的口子，架了一架当时属于先进的炮对镜，24小时搜索监视敌情，做好详细记录，每晚6时汇总后向师司令部综合报告一天的敌人活动情况……我们就这样每天坚守着。

转眼之间祖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快到了。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守在坑道里既不能与家中亲人相聚，也不能与亲朋好友通信。除夕这天，我发现个别同志近日来思乡情绪明显加重，并且在同志们之间相互感染着，如不及时加以正确引导，势必要影响到战斗情绪。为了能活跃大家的战斗情绪，同时增加一些节日的气氛，我经过苦思一番后，向大家建议：年初一我们举行升旗仪式，然后举行会餐，如何？大家一听乐了，但国旗在哪里昵？正在大家束手无策时，福建籍的小沙站起来道：“我参军时奶奶给我做了个大红兜肚，看看能否改为国旗。”大家一听又乐了，小沙当场敞开胸襟露出了那个鲜红的兜肚。大家见状异口同声嚷道：“好，太好了。”小沙受到鼓舞，不顾严寒将兜肚解了下来。我趁热打铁立即找来敌方向我方阵地发射探照灯时降落在我方阵地上的淡黄色降落伞布，很快剪了5个4小1大的五角星，用糊粥沾贴在兜肚的一上角，一面挺像样的“国旗”制成了。

翌日——大年初一。天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悄悄地一个人到后山坡清除积雪，扫出一方平地，并找来几块乱石堆成了一座准备用来撑旗杆的升旗台。前山坡是不行的，我们观察所离敌前沿只有500米左右，如被敌人见到突然冒出了一杆红旗，那可就麻烦了。

九时后，太阳已爬上了山顶。我们除留一个值班的小李外，全部整装走出坑道，边走边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祖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到达升旗台前，大家列队面向祖国方向，我手持国旗，向升旗台正步走去，郑重地将国旗撑在升旗台上，同志们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激昂的歌声，大家似乎已忘记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

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仍无限深情地眺望着祖国方向久久不愿离去。回到坑道，炊事员老徐早就将会餐菜肴摆了满满一桌（一块平整的石板）。有大白菜烧罐头肉、炒鸡蛋、凉拌海带丝，将压缩饼干切成薄片滴上几滴香油成了一盘精美点心，主食是油烙饼。席间，还拿出了半瓶为驱寒而备的高梁白酒。我们将酒全部倒在一只大搪瓷杯里，大家相互传递着喝。就这样，我们在异国他乡过了个非凡的春节，扫却了难以言表的思乡恋乡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