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恩来点将参与布置开国大典的常州人

宗清元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夕，有一个常州人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成为开国大典的指挥人之一。他就是张致祥。

1948年张致祥在蓟县孟家楼

张致祥，原名管亚强，1909 年出生在位于常州前后北岸的管宅。在南开中学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南开中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学生自治会主席。1928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考入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参与爱国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后，华北进入抗日救国运动高潮，张致祥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活动上，到处发表演说，宣传抗敌救亡，并为《文史》《时代文化》等爱国救亡刊物写稿，担任进步刊物《盍旦》主编，撰写发表《优秀民族》《喉痛》《悼鲁迅》《苍蝇》《雨中话梦》《人与非人的界限》等杂文。

七七事变平津沦陷后，张致祥秘密转移到天津，承担两项任务，一是负责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工作，二是秘密创办出版《新闻报》（不久，经他建议改为《时代周刊》），宣传抗日斗争。该刊成为天津沦陷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重要抗日舆论阵地。

1939 年4 月，因形势变化需要，组织上让他结束天津地下活动，转移到晋察冀军区工作，担任冀热察区党委机关报《挺进报》社长，领导出版区党委机关刊物和负责电台宣传等工作。因办报出色，后出任中共北平地委宣传部部长兼《挺进报》社社长。1942 年底，又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任机关报《晋察冀日报》（解放后改为《人民日报》）副社长和副总编辑，这时他还只有33 岁。2008 年，中国传媒大会表彰抗战期间有卓越贡献的中国传媒老前辈，99 岁高龄的张致祥，名列第一，被授予中国传媒杰出成就奖。

1944 年，张致祥正式参加八路军，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不久任部长，负责政治部下属的《子弟兵报》、抗敌剧社、电影队以及宣传教育等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大同战役。战役胜利后，又随聂荣臻等一起投入解放北平天津等工作。随后随军进入北平，负责接收敌产，为大部队进城作准备。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挺进江南，解放南京、常州、上海等各个城市后，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党中央于1949 年下半年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决定建立一个不同于中华民国的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决定于10 月1 日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一场开国盛典庆祝活动。当时，天安门城楼外面两侧杂草丛生，蒿草长得比人都高，也没有像样的道路。时间很紧，城楼怎么布置，观礼台如何搭建，升旗问题如何解决等一系列问题，急需要有一位得力干将来全面负责，周总理想到了一个人选，他就是常州人张致祥。

周总理为什么在开国盛典的庆祝活动确定后，会突然把这么重要的突击任务交给张致祥来操办呢？这主要缘于中国文代会期间周总理与张致祥的近距离接触交谈，看到了张致祥的才能。

1949年6月，张致祥以解放军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中国文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的晚上，周恩来专门接见各个代表团团长，倾听意见和想法，在与张致祥谈话中，发现这位“弄枪舞棒”的解放军代表，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府的文化工作见解深刻，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期间，周总理又多次与张致祥面对面谈话，对张致祥的才华有了充分了解。9 月2 日中央研究决定举办开国盛典庆祝，筹备工作迫在眉睫，周总理想到了张致祥，立召他去落实任务。张致祥既高兴，又紧张，后来他回忆时说：“我接到这个任务，时间紧，政治责任重，安全要求高，内心极度紧张。”

张致祥为完成这一重大政治任务，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住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以打硬仗的精神日夜指挥。没有方案借鉴，就自己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琢磨，他结合上级要求，找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台美术负责人苏凡和负责舞台美术设计的反法西斯日籍美术家小野和森茂一起商量，如何布置天安门城楼？他们最后拿出了初步设计方案：在城楼悬挂8 个大灯笼，下面后侧竖立8 面大红旗，城楼正面挂毛主席巨像，城楼两侧挂大标语。方案报周总理审定，除金水桥布满鲜花没被采纳外，其余均按方案执行。

开国大典

在城楼悬挂8 个大灯笼是布置方案的关键物件。叫谁来制作每个80 多千克重的大红灯笼时遇到了困难。这时他们突然想起过去故宫有专门工匠师，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寻觅高手呢？于是，查阅故宫档案后，打听到还有一位70 多岁的老艺人在世。赶快请他出山，这位老艺人得知盛典大事，不顾年迈体弱，立即答应召集几位徒弟应战，一起带上工具在城楼吃住轮换，连续奋战三天三夜完成大灯笼制作。接着由两位日籍美术师在大灯笼上绘制云头和黄金流苏，气派庄重。灯笼制作完毕，没有吊装设备，张致祥调了10 余位体魄强壮的解放军战士，利用人工把大灯笼挂了起来，固定锁住，不受风吹摇晃。天安门城楼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和西侧“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请时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随后，根据标语字数容纳空间，让设计人员进行每字高2 米、宽2.2 米的布局设计，请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秘书、著名美术书法家钟灵书写。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经毛主席本人同意，采用头戴八角帽照片参考绘制。为画这幅高6 米、宽4.6米、重1.5 吨的巨像，先在天安门城台东侧搭建高架，架好画布，请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实用美术系教授周令钊整整用了10 天时间才画好。上级领导看后，对便衣领口敞开提出修改意见，周令钊连夜进行修改，把风纪扣改成扣上姿态。

盛典需升国旗。当时国旗图案正在抓紧设计，还没有最终敲定，张致祥就叫设计人员先用一块红绸布系在旗杆上做试验，并物色一位电工师傅在天安门城楼上安装一个电钮，一面放国歌，一面按电钮调试，使国旗上升至顶端与国歌的节奏协调合拍。为了不出差错，在调试过程中反反复复经过了数十次调试，张致祥一直在现场察看，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天安门城楼外面的清理，张致祥先调集数十位解放军战士帮助除草，然后与有关方面协调配合，突击把道路铺设整修好，再根据盛典筹备委员会指示，搭建东西两座临时观礼台要求，用杉木柱支撑，上面固定铺设木板。观礼台搭好后，张致祥又调来四五十名工兵营战士，让他们在台上蹦跳，检验安全。经过“二十多个日日夜夜不停地奔忙，才筹备完毕”。10月1日庆典那天，当毛主席庄严地按下升旗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旗杆上冉冉升起。张致祥终于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