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春潮蓬勃兴起。1982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常州被列为最早的全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迈开了率先改革的步伐。

常州改革试点之初，一些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企业家，在市里提供的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的鼓舞下，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组建了以名、优、新产品为龙头，以骨干企业为依托，跨地区、跨行业、自愿互利、择优组合的企业群体，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当时，人们由于产品经济的老观念和“左”的思想，影响着这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的成长。常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立即总结经验，组织交流，积极推广。为了报道好这个大动作，常州日报社党组认真研究，决定以改革报道来报道改革，采用系列报道的方式，选择了6个企业群体典型，以《新兴的企业群体在崛起》为主题，自1984年8月21日至8月29日，8天时间里，集中、连续在头版发表了8篇报道、7篇评论和6篇经验介绍。报道有规模有深度，读者感到新鲜、突出，产生了强烈反响。

许多企业的干部由此认识到，开展横向经济联合，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纷纷表示要走联合之路，有的自找“对象”，有的要求领导机关介绍“对象”。国务院体改办负责同志对这组报道十分赞赏，要报社今后逐日多寄几份报纸供他们研究，并以《常州工业改组联合又有新突破，新兴的企业群体正在崛起》为题发了简报，分送中央领导和各地，还很快派人到常州作理论探讨。不久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肯定了企业群体的联合形式，在1985年全国城市体改工作会议上向全国推广。至此，常州试点改革中产生的“企业群体”这个“小气候”，发展成为全国横向经济联合的大趋势。这一事实，使报社领导和记者编辑认识到，改革试点城市的党报，必须率先为新观念的形成呐喊，为新体制的出台擂鼓。

常州改革试点，不仅有实践上的诸多突破，不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同时也有理论上的探索与贡献。当全国改革试点进行了一年多后，有不少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1983年6月2日至8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在常州召开。这次讨论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常州市社会主义企业学研究会联合举行，由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主持，与会者有蒋一苇、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和部分省市企业家等70多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已产生了商品经济的气息，尤其是作为全国首批城市综合改革先行者的常州，已在1982年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常州正在努力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朝着商品经济之路迈进。国家体改委注意到了常州的这一实践经验，果断地选择在常州举行这次理论讨论会。讨论会上气氛热烈，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就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研究作了有益的探索与争鸣。会上重点讨论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林子力论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理论问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的论文《关于工业经济责任制的一些问题》，同时讨论了童大林与刘吉合作的《略论经济领导》与胡厚钧、高涤陈、何振一、宋廷一的5篇论文。讨论中，蒋一苇、厉以宁、童大林、林子力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新见解，一致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林子力指出，“作为生产方式，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蒋一苇认为，“从理论的逻辑来看，既然存在商品生产，就必然有商品生产者……首先要肯定企业是商品生产者，后边的文章才好做”。童大林、刘吉认为，“经济市场是全国性全球性的”“在现代，没有智囊团的工作就没有经济决策”等等。

关于商品经济理论概念的提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1984年被写进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983年6月在常州举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常州报》倪铁城和钱惕明等同志作了翔实报道，同时报道了我市邀请与会的专家学者咨询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1993年5月，白发童颜、精神矍铄的童大林重访常州，他对常州日报记者欣喜地说：“常州是商品经济理论的温室。”这是指10年前由他主持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他接着说，那次讨论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以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这样说，“商品经济”的理论概念是从常州提出来的，常州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是对常州的巨大鼓舞和促进。他殷切期望常州人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

在常州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结束不久，只隔两个多月，1983年8月22日，童大林热情歌颂常州改革、具有理论深度与高度的长篇佳作《常州的优势与战略》，在《人民日报》以大半个版面的显要位置发表。此文一开头就强调指出：“中国经济要振兴，需要发展一大批社会主义经济名城。常州是中等城市的佼佼者，全国注目。”继而指出，常州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1983年上半年两次到常州，在听听看看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想：常州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常州在剧烈的经济竞争中有四大优势：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工业基础；有100多个处于领先地位的优质工业产品；有悠久优秀文化传统和难得的人才资源；有一批热心的改革者。进而又对常州的基础优势及其由来，作了令人信服的深刻阐述：“……据1981年计算，（常州）国民收入人均为1617美元。这些是常州的经济实力，也是一种基础优势。这个优势的形成，是很不容易的，是常州的领导者们，长期以来不受‘条条’、‘块块’的限制和干扰，按照产业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统一地在全市范围内安排合理的产业结构，充分地发挥一个中心城市的综合经济能力的结果。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他还激情洋溢地说：“常州市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它开始走上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出现了一批经济改革者。可以这样说，改革在常州已经全面展开。从干部到群众，上上下下热心改革，这个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代经济发展，如果离开了不断创新，即使煊赫一时，也是不能持久的。”

他还进一步指出：“常州这四个优势不是大自然给的，是常州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这些优势也不是一时偶然得到的，而是长期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来之不易的优势才具有长远的深刻的作用。”

常州如何在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大步前进？文章用四个章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详尽地展开论述：一、现代经济与开拓市场；二、优势产业与优质产品；三、人才竞争和智力投智；四、经济发展和社会容量。每一节都蕴蓄真知灼见，联系国内外和常州实际，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如第一节，首先讲现代大经济与过去小生产的不同，小生产经济发展的公式是：资源——技术——市场，没有资源，一切别谈。现代大经济发展的公式是：市场——技术——资源，首先是市场，没有市场就不必要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无须采用先进技术去大量生产商品，当然也就不必去开发原料资源。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资源本身也是商品，是可以在市场上买来的。一句话，在现代大经济的情况下，市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日本为例，它缺少资源，战后经济注重开拓世界市场，结果经济起飞了。这说明，在现代大经济发展中，开拓了市场才是根本的经济优势。接着讲开拓市场要注意国际市场，还要认真研究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要注意城市市场，但千万不要忽视农村市场。又指出开拓市场要注意开拓市场的经济能力。旧式经营者是等待人家有钱了才去捞一把。现在不同，还要帮助人家富起来。我们要诚心诚意支农支内，技术下乡，资金下乡，提高农村市场和内地市场的经济能力，也就为自己下一步经济发展开拓了更高水平的市场。

第二节开始讲为了取得市场竞争能力，必须集中自己比较雄厚的经济能力发展优势产品和优势产业。继而讲如何选定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支柱产业”还要有一批保证它正常活动的“支持产业”，同时还应发展一批“支节产业”。不管是什么优势产业，归根到底要拿出优质的产品来。继而讲优质的含义是广泛的，不仅指产品本身性能质量，还应包括包装美观、便于储存、运输迅速以及花色品种等等。因而要不断开发新产品，一方面大力发展基础元器件，另方面要提高科研能力。要依靠科技进步振兴经济。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技术竞争。最后讲什么是完全意义的科研型的产业经济。“我们祝愿常州在我国首先成为科研型产业城市，并在今后的市场上，一提到常州货，人们就信得过，就和优质这个概念等同起来。”

第三节开门见山地说道：“市场竞争实质上是技术竞争，技术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建设现代化中国，必须依靠一支强大的知识劳动者的队伍，特别要着力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的、一批又一批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者和事业家。要树立改革光荣，创新光荣，守旧可耻，因循可耻的一代新风。成为社会主义改革者，成为现代化事业家，要有自然科学知识，也要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有各种政治的、文化的、艺术的修养。当前，必须把干部的知识化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身负指挥和组织管理的重任。即使是专业技术人员出身的干部，也还要不断“知识更新”。培养干部职工，需要花一点钱。今天在知识上投下资金，明日必在经济发展中结出硕果。

第四节“经济发展与社会容量”。他说：“经济活动也是一项社会活动，它必然与其他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经济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是在与外界联系的各种条件下活动和发展的。外界社会条件有多大容量，就制约了经济有多大程度的发展。例如，不注意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破坏到一定程度，经济就被逐渐窒息了。”他引用国外科学家的话，以农业生产为例，说明长期忽视土壤有机质减少的严重危害。还有的科学家说，将来最严重的危机是水危机。常州现在对土壤里有机质测定过没有？有机质减少的速率心中有没有数？对水资源、水质规划过没有？此外，城市交通是经济活动的血脉，社会治安是经济活动的安全保障等等，都应该有个通盘考虑。“要有一个持续高涨的经济，人民生活、市政建设、生态环境等都要协调地发展。必须从现在起就建立起这一战略观念。”

文章最后说：“今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武进、金坛、溧阳三县并入常州市，大体形成为一个小型经济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也就是要以城市为中心，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织多种经济活动，打破地区间、部门间、城乡间的分割。常州已经按照这些原则，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常州人民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提供更多宝贵的东西。”

这篇文章曾获广泛好评，我在当年读后就留下深刻的印象。近日重温，深感其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正在砥砺奋进的常州，当能有所助益。

童大林，福建厦门人，1919年出生，15岁参加革命，1938年2月奔赴延安，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1937年在厦门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48年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1954年任中宣部秘书长。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科院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等职，对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可贵的贡献。2010年6月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著作有《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的脚步》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