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莲，1929年生，傈阳人，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周叔莲在其5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持之以恒地探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

况，从本质上和经济规律上深人研究并回答了大量的重大现实问题。他始终站在理论探索的最前沿，堪称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急先锋”。

    在中国经济学界，周叔莲是较早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经济学家。1975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在一份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四人帮”为了破坏“四个现代化”，攻击《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

是生产力。为了在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念，周叔莲系统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专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于1977年5月3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运用大量的论据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观点，文章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在思想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此文在发表前曾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发表后胡耀邦同志曾写信说:“……这么多的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吸取了力

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周叔莲研究的重心之一。在中国经济学界，周叔莲较早地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他将我国国企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研究，把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他研究企业

理论，提出国有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研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探索国企改革目标，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企改革研究，梳理国企改革史，研究其规律性，寻求改革出路。1979年周叔莲与吴敬琏、汪海波合写《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一

文，对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机制以及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宏观条件提出了系统的设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经济理论界曾经存在相当大的分歧。1988年，周叔莲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一文中，旗

帜鲜明地提出为了给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奠定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既要坚持“两权分离”理论，又要充实和发展“两权分离”理论。

    周叔莲较早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有人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立起来。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不敢放手发展轻工业。为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认识，周叔莲和吴敬琏合

作于1979年8月3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一文。文章从历史和理论等方面剖析论证，认为“决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要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周叔莲的许多学术观点不断被党和国家以及经济界接受并证实其科学性和指导性。

    周叔莲较早对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进行了深人研究，可谓中国新时期产业政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86-1990年，周叔莲主持“七五”计划时期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他在1986年7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的研

究》，与人合作主编了《国外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地区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三本专著。周叔莲特别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产业政策，应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产业政策。

    在经济学领域，周叔莲与时俱进，持续不断地思考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既有前瞻性又有操作性的观点。19}}年12月，他与吴敬琏、汪海波联合署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的文章，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接着，全国开始强调实行按劳分配，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从此，中国迎来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时期。1993年7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一文，提出国家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这一观点在思想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叔莲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出版文集和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主要著作有《周叔莲文集》《周叔莲经济理论文选》《周叔莲经济文选》等。许多著作和论文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和论文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如今，84岁高龄的周叔莲还依然在从事着他热爱的经济学工作，手不释卷。他说: “在有生之年，我还要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活到老，学到老，努力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