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1919年生，著名文艺理论家，现代文学研究名家，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著有《论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雷雨>人物谈》等。

    钱谷融天资聪颖，小学时读中国古典小说，最喜欢诸葛亮，受其影响，孩时和小朋友玩耍时自称“山野散人”。他先读私塾，后进学堂，作文一直很好，12岁时写出的作文甚至被新来的教员认为是抄袭。他不服气，在作业里以《胡批》为题撰文反驳。1937年，由于日军人侵，战火逼近家乡，不愿做亡国奴的钱谷融跟随老师一路逃难到了武汉，在国立四川中学的四川部继续读书。

    1938年，钱谷融考人了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在他大学二年级时，推崇魏晋风度的伍叔镜来到国文系做系主任，与钱谷融性情相投，结为好友，经常一起下馆子、散步。伍叔镜淡泊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性格，对钱谷融影响很大。大学里遇上不喜欢的课，钱谷

融就离开教室阅读自己喜爱的小说与诗歌，但每次规定的学科考试依然过关。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大学教授。毕业之后，钱谷融先在重庆市立中学教了一年语文，1943年进人上海交通大学任国文教师。1951年由于专业调整，上

海交通大学停了国文课程，他转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华东师范大学本来还想让他出任图书馆主任，被他婉言谢绝，学校只好答应他只做讲师。直到2000年，他退休时才离开校园，时年81岁。对于自己一辈子没有离开校园的经历，钱谷融解释道:“我只要有饭吃，什么都行，随遇而安。只要学校不解聘，我就一直呆下去。”

    钱谷融常说，自己的学术成就是“批”出来的。这就要提到他对现代文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1957年，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学术界思想活跃，涌现出了很多的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华东师范大学也在这时筹备召开一个大型学术讨

论会，号召教师写论文，以展示学校的学术实力。以他的性格，本来是不愿意主动写作的，在学校的动员下，也是出于反对当时“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的文学观，他写出了35000字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他在文中明确提出反对把文艺作品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

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并且指出“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文章发表在1957年五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同年5月5日，《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

论文》的报道，对这篇文章大加褒奖。但不久，议论和批评声接踵而至，批判这是“宣扬人道主义的货色”。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有关人员质疑他是抄袭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奇的观点，还立刻要他开一个卢卡奇的批判课。而钱谷融根本没有看过卢卡奇的东西。就这样，他因为自己的文学观与主流观点不符，受到了全国范围的猛烈批判。面对这些批判的声音，他却异常的淡定，走出批判大会的会场，就和家人坐三轮车下馆子吃饭去了。

    《论“文学是人学”》的风波还未平息，1959年电视上播出了吴初( ren)之导演的《雷雨》。钱谷融看过之后，觉得他们演得过于概念化了，与原著风格大相径庭。又逢华东师大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这一次钱谷融与曹禺联系求证之后，写

了《<雷雨>人物谈》一文，并没有批评导演和演员，只是阐述了自己对《雷雨》的理解。然而文章一出，教研组组长就觉得有问题，专门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会议，请了校外同行参加，说他是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钱谷融认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错，还把文章寄给《文学评论》杂志，迎来的是更大范围、更猛烈的批判。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开了49天的会批判钱谷融。在“文化大革命”中，钱谷融被戴上“老牌修正主义者”、“反动学术权威”和“漏网右派”三顶高帽反复被拉着游行、批斗，后来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才回到上海继续教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谷融恢复了名誉。1980年，做了38年讲师的钱谷融被破格直接提升为教授，也成为上海首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其后，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社科优秀著作奖，《艺术·人·真诚》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87年，钱谷融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  

    钱谷融一生闲散淡泊，宽容豁达，宠辱不惊，尽管在人生道路上遭遇种种批判和不公，但依然能淡然处之。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坚持自己的秉性的，并常说“知识分子应独立于天地之间，要有独立的人格”。在文学界钱谷融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影

响了一批人才的成长，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