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逸群（1905—1978)，常州地区中共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中共早期新闻系统一线领导者。著名新闻学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者。

1921年，年轻的恽逸群怀抱科学救国的梦想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求学。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一年之后无奈綴学到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1925年夏，受五册运动影响，恽逸群投身政治活动。翌年8月，加入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恽逸群将乡下70余亩田地抵押，举债创办逸仙中学，以此为掩护培植革命力量，成为中共武进县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1928年2月，恽逸群被捕入狱。出狱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宜兴县委书记、浙江省萧山县委书记和浙北特委秘书长。

1932年8月，与党一度失去联系的恽逸群进人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新闻机构——新声通讯社任记者，成为一名职业报人。从1932年到1951年，恽逸群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

民主革命时期，恽逸群先后担任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和上海《导报》《译报》编辑、主笔、总编辑，并与范长江、夏衍、杨潮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积极为民主政治与民族解放奔走呼告。1935年底，他与70位记者联名发出《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呼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争取言论自由。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连续发表了《中国决不会作西班牙》系列评论，准确预见了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1938年，他又在《导报》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率先揭露汪的汉奸嘴脸。因为预见准确、文风犀利，恽逸群的社论“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革命人民的主要参考材料”，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恽逸群受党指派，打人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担任上海编译社社长，从事情报工作。1944年10月，因共产党嫌疑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直到1945年6月30日才获释。10年后，这段经历成为其卷人“潘扬事件”的重要缘由。

1945年抗战胜利。这时的恽逸群已是一位年届不惑、在新闻界拥有较高声望的资深报人。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恽逸群一直从事党报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恽逸群调任华中新华社、《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并接替范长江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翌年3月任《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4月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1947年2月，《新华日报》华中版与山东《大众曰报》合并，任《大众日报》社与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1948年6月，任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8月创办《新民主报》并任社长兼总编辑；1949年5月，和范长江等一起创建上海《解放日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4个月后任社长，直至1951年底离开领导岗位。

在这5年多时间里，恽逸群把和大众利害关系的密切程度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第一标准，顶着巨大压力，对党报存在的种种问题，大胆改革。他主张党报要多开辟专刊、专栏，丰富内容，满足群众需要。在他的主持下，《新华日报》华中版进行了改版，提高了经济、文化新闻的比重，开辟《批评与建议》专刊。他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提出广告能够促进生产，激励竞争，“刊登广告是报纸联系群众的工作之一”，为广告松绑正名，对当时新闻出版机构的企业化经营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951年后，恽逸群迭遭政治打击。“三反运动”中，他因被诬陷挪用公款而被撤职、开除党籍。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事件”牵连，恽逸群再次被捕人狱。经过十年的牢狱生涯，他被下放到苏北阜宁县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严重打击。

在漫长的被囚禁和批判的岁月里，恽逸群以病弱之躯，痛陈时弊。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强自抑制，自念既被剥夺发言权，也就没有发言的责任，以中国之大，何待于‘罪人’之喋喋不休。缄默数年，终不能忍。”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乱象，他不顾当时严苛的政治气候，几次上书陈伯达、周恩来、张春桥等，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先后写作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也谈儒家和法家——兼及封建社会的开始》《论新八股》等一批极具政治洞察力的文字，率先对“个人崇拜”的党内和社会风气提出质疑并加以批判，揭露林彪、“四人帮”的造神阴谋，痛斥喧嚣一时的“评法批儒”运动，显示了一代新闻人的铮铮风骨。

因长期饱受折磨，恽逸群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患了严重的哮喘病、气管炎和肺气肿。1978年12月10日，在由中组部安排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之后不久，恽逸群旧病复发，猝然离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