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沧波（1903—1990)，著名的爱国报人。卢沟桥事变后，因执笔全面抗战宣言《告全国军民书》而名载青史。

程沧波幼年读家塾，1912年进冠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取常州中学堂，遵父命改师江南大儒钱名山，成为寄园才子；1917年与钱氏次女云蕖订婚后，即赴沪就读于南洋中学，后考入圣约翰大学读了三年；1920年转入复旦大学攻读政治专业，1925年毕业。踏入社会后，任上海《时事报》主笔；1927年初夏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与历史专业学习；1931年从伦敦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1932年5月《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程沧波任《中央日报》《中央时事周报》社社长，重庆《世界日报》总主笔。

1937年全国抗日，群情汹涌，有一触即发之势。6月下旬至7月中旬，蒋介石分批邀请各界领袖人物到庐山，或聚餐或茶话会，边吃边谈，每批七八人，不超过十人，并指定若干要员作陪，陪吃而不发表政见，程沧波即为陪客之一。一天中午，程沧波奉命参加了大学校长、著名教授的谈话活动，饭后蒋介石示意他留下，就座后蒋说：“布雷先生病了，你替我写一篇稿子。”当时情景，程沧波于1976年台湾《传记文学》上撰文《蒋总统与我》，作了详细叙述——

委员长指示是“针对当前时局的一篇稿子，预备在训练团发表”，并扼要说明内容与要旨，约略谈了十几分钟后，我请示稿子什么时候呈阅，委员长指示，今日下午七时。我一看表，当时已过下午二时半，即致敬而退。到仙岩饭店（牯岑49号），立刻到房中凝思。当时胡适之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不知如何知道我将起草一篇重要文稿，他跑进我房间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总嫌过长，你此次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我答：“能六七百字或不超过出一千字完成此文，已是吃力，三百字完成此文，我无此本事。”他笑着出去说：“不打扰你了！”我正在凝思奋笔之时，钱大钧（当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敲门进入我室说：“你能不能将文稿于5时完毕，因为夫人（按：宋美龄）要看文稿。”当时已逾下午四时，我说你快走，到五时再来取稿。五时一过，钱先生准时而来，我把稿子交给他。当晚八时如约到官邸去。他（蒋介石）说：“文稿已看过，很好，还有几处要商量斟酌。”后来连续几天晚上我都到官邸去，对文告继续修改。四五天后方在庐山训练团发表，那等于是全面抗战开始的宣言。

这就是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演讲的《对卢沟桥事变后之严正表示》，全文约2000字。实际上这就是国民政府抗战的宣言。文中写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人为刀姐，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为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苛妄；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全文字字铿锵，发人深省。不久，此文稿改为《告全国军民书》，向全世界广播。有人评论这篇文章，文笔雄浑流畅，和历史上许多政论名篇一样。在困难当头之际，它是一篇鼓舞士气的战斗檄文，是催人奋起的号角。周恩来也曾对《中央日报》记者说：“你们的社长写的文稿很好！”

1938年，程沧波到重庆续任中央日报社社长。1939年冬调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重庆三年多时间，还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主讲《新闻评论与新闻采访》。在复旦大学，他倡导新闻敢言学风，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民主治校，反抗强权，服从真理。

1940年9月，程沧波实在忍受不了国民党上层过多干涉，辞去中央日报社长职务；1941年9月，程沧波被国民党中央派往香港，任《星岛日报》总主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渝，与成舍我等人合作组织中国新闻公司，投资经营重庆《世界日报》，主持该报的社评委员会，任总主笔。抗战胜利后回沪，接管上海《新闻报》并任社长。同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任香港《星岛日报》总主笔。

1951年程沧波由香港去台湾，历任台湾中央大学、东吴大学、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台湾书法协会理事长，潜心著书立说研习书法，发起成立中国书学会并任会长。书学会以“研习我国书法艺术，传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其专著有《时论集》《沧波文选》《土耳其革命史》《民族革命史》《历史、文化及文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