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1900—1985)，著名法学家，任新中国首位司法部长、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妇联副主席。

史良的一生，慷慨激烈、波澜壮阔。她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董康的得意门生。1931年，史良初任律师，经恩师提携，很快就跻身上海名律师行列，一年后自己在法租界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史良的座右铭是“保障人权”，立志要为受冤屈的人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帮人打官司从不计较报酬，一些穷苦人找她申诉冤情，她还常常主动予以接济。史良这种高尚的职业风范，在上海律师界备受赞誉。1947年，史良在上海承办周纯卿遗产案。周纯卿是上海有名的地皮大王，史良用了一年零四个月时间，详细调查清楚了他的财产情况。根据当时上海律师公会章程，史良应得的公费酬金颇大。因继承人无现款，便将上海南京西路的南海花园饭店一幢楼房60余间和七浦路里弄房屋10余幢作为酬劳抵给史良。解放后，史良将南海花园饭店的三层楼房拨给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作办公用，其余房屋全部献给了国家。

史良不仅用法律武器维护劳苦大众正当权利，而且还凭借她出众的辩才营救了一批爱国人士。在史良的律师生涯中，她先后援救过邓中夏、任白戈、方知达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邓颖超曾特意找到史良，感谢她出于正义为营救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作的努力，感谢她勇敢走上法庭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所作的辩护。

敢作敢为的史良，既是人民的好律师，也是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1935年，史良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救国组织——妇女救国会。1936年，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她同沈钧儒等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于11月22日桿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惟一的“女君子”。不久，史良从法院巧妙地逃走。史良逃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画影涂形，悬赏5万元通缉她，但她仍然乐观。为了嘲弄国民党反动派，她甚至在上海爱文义路口一张悬赏通缉她的招贴下拍了一张照片。一个月后，她将救国会组织工作料理完后，自动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坚持要在法庭上与战友们并肩作战。自1936年12月初到1937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先后进行了五次审讯，史良、沈钧儒等均以同一个声音进行答辩。史良更是把敌人的法庭当讲坛，用法律作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批驳国民党反动派罗织的罪状，毛泽东赞她为“女中豪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良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接任伊始，她就投身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建立健全司法制度的工作。1950年5月1日，在她的努力下，旨在反对包办强迫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的新《婚姻法》出炉。从此中国妇女在爱情与婚姻方面拥有了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新《婚姻法》是史良担任司法部长后第一个参与主持制定的一部法律，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大法。这是史良长期从事律师业务，领导妇女运动，同情关心妇女，为被压迫妇女争自由、平等权利思想的反映与实现。毛泽东为此特别批注：《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婚姻法》是家庭的根本大法。在《婚姻法》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因史良的提议，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婚姻庭，专门承办处理妇女婚姻案件，并由妇女担任庭长。

作为司法部长，史良十分重视司法的民主原则，她从“司法独立”的观点出发，主张司法与行政应该截然分开。史良对律师制度与公证制度也有着鲜明的主张，1950年，在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期间，她就提出了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为了建立人民的法制与法律程序，还提出建立并健全值日制、问事制、法医检验等制度和机构，使司法工作有序运转。

在司法部工作的8年时间里，史良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认真履行职责，革故鼎新，大胆开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出过许多纲领性的建议、主张和要求，成为以后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她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被誉为“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杰出开拓者”。

1985年9月6日，史良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5岁。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杨尚昆等参加追悼会并敬送花圈。

史良的一生可谓传奇曲折。通过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人民服务，是史良的毕生志愿。在旧时代，她是大上海著名律师，民族救亡运动、争取民主运动的积极投身者，为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新时代，她成为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为新中国的人民司法工作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