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星衍（1753 — 1818 )，代表作品有《平津馆丛书》《岱南 阁丛书》和《周易集解》《寰宇 访碑录》《芳茂山人诗录》等。

孙星衍的经学成就得益于家 教。父亲孙慎行为儿孙开列的必 修课程中以经学为首，以训诂之 孙星衍     法求得真解。孙星衍一生钻研辑佚、训诂，辑佚成果集中见于他的两部丛书《平津馆丛 书》《岱南阁丛书》。他的经学研究，非常注重经世致 用，这也集中体现了常州学派的特点。

乾嘉年间，“文网”严密，因而学术研究上表现出 了一种皇家霸气，缺少个性与道德准则。但在孙星衍的 学术研究中，无不体现出他对道德准则和人生信条的坚 毅和执着。他的诗歌创作有才气，经学的研究更有才 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怀知己生平语，无复才奇气 尚奇。”他对“惟寻章摘句之儒，滥竽一路”颇为不 满。他校勘和刻印古书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是：可有可无 的说辞和观点一律加以淘汰。

孙星衍继承了其祖先的学术传统及正直秉性。据 记载，孙星衍在乾隆五十二年（ 1787)高中及第，授编 修，和珅听说他的才华，想要让孙星衍“屈节一见”， 但他坚决不肯前往。他说：“宁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 也。”即使后来自己有机会，他因不屈从和珅的权势而 未被升迁，被称为“憨翰林”。

孙星衍的正直狷（juan)介不仅表现在对待贪官的 立场上，还表现在他对待自己的良师益友袁枚的态度 上。他中年转而研究经学后，因诗歌创作上略显逊色， 袁枚专门致书责问他。他在《问字堂集•答袁简斋前辈 书》中，客观公正地论述了诗歌与考据的关系，还委婉 地指出，作为文坛领袖，说出的话要考虑影响，不然会 挫伤学子的“进学之志”，并在诗歌《游随园赠袁太史 七首》中说“我愧千秋无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含 蓄地表达了自己从事经学的决心。

孙星衍幼年时以文学见长，青年时代，他与洪亮 吉、杨伦、黄景仁、赵怀玉、吕星垣、徐书受七人经 常集会酬唱，广泛交游，当时文人称他们为“舭陵七 子”。他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在全国很有影响， 其中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是“舭陵七子”的中坚力 量，且唱和最多，往来最为频繁。

孙星衍与洪亮吉、黄景仁并称诗歌“巨手”，诗坛 一致认为孙星衍的诗与黄仲则、洪稚存相比较有过之而 无不及。当时与毗陵诗人交往甚多的无锡诗人杨芳灿曾 称孙星衍的诗“渊如擅宏通”。

青年时代，孙星衍的诗深得袁枚赏识。据记载， 乾隆三十九年（ 1774)，22岁的孙星衍怀诗谒见袁枚，袁枚倒履相迎，读罢其诗，不胜感慨，叹为“天下奇 才”。于是，袁枚与孙星衍结为了忘年交。

孙星衍的诗大多表现他不屈的个性和孤高的人格。“我觉天地真樊笼”、“官闲自觉疏狂称”、“我生志 大不自量”。面对樊笼般的官场和世俗社会，不愿受到 束缚，不愿同流合污。同时，他的诗歌还有对民生疾苦 及其他社会矛盾的描写，如《乡下有饥者》《割麦词》 等。

孙星衍早年诗歌创作以奇逸之气著称，诗歌风格豪 迈狂放，颇有气势，有诗仙遗风，当时文人称赞他犹如 李白再世，超过杜甫和韩愈。

中年后，孙星衍转而研究汉学并沉湎其中。虽然诗 歌创作的成就远不如青年时代，数量也远不如以前，但 诗歌风格更显心境豁达，荣辱名利更为看淡。孙星衍潜 心研究经学，通晓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等，治 学广博，著作颇丰，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吴鼐（nai) 编辑的《八家四六文钞》选择了乾嘉之际全国最著名的 八家骈文高手，其中就有孙星衍。

孙星衍除了在诗歌创作、经学研究上值得人们称道 外，在感情生活上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他的夫人王采薇才华出众，尤其擅长诗歌与围棋。据孙星衍说，结婚后夫人让他填词、下围棋，他都不 会，后在夫人的教导下学会了填词，但围棋始终没有学 会。在那样一个时代，敢于说出自己不如夫人，是需要 极大的勇气的。

孙星衍夫妇可谓伉俪情深，两人经常闺房唱和。他 的好友黄景仁就有一首赞美他夫妻情深的诗：“孙郎下 笔妙心孔，百炼枯肠泻真汞。寄我新成《病妇诗》，不 特才豪亦情种。”可惜王采薇24岁就离世了，此后孙星 衍终身未再娶妻。在那个封建时代，男人别说是丧妻再 娶，就是妻妾成群也是无可厚非的，就连当时的文坛领 袖袁枚都有好几个小妾，甚至还有狎妓。但孙星衍却坚 持为妻子守节，并搜集整理妻子的遗诗辑为《长离阁 集》，还请袁枚写墓志铭，孔广森写序。

孙星衍的文学创作和经文研究，体现了清代常州学 派的特点并加以融通。常州学派包含了两个源头，一是 经学，二是文学，孙星衍巧妙地把两者合二为一。他既 是学者又是诗人、骈文家，在他身上，文学和经学变成 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诗歌、文学的才华使得孙星衍的经 学著作充满了文采，而经学的传统又使他具备深厚的学 力，作诗讲究学问根柢，避免了诗歌创作中空疏浅薄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