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是清代今文经学的主体流派，因它的首倡者庄存与、奠基者刘逢禄都是常州人，故而被后人名为“常州学派”。它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维新变法运动、洋务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实业救国等等，都源自常州学派。因此，可以说，常州学派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

    庄存与（1719～1788），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人，出生于“世代书香”、“诗礼人家”的常州名门望族，清代著名的学者、常州学派的首倡者。

    庄存与于乾隆乙丑年（1745年）高中榜眼，先后担任翰林修编、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官职。在朝为官的四十年间，他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清史稿·庄存与传》及龚自珍的《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记载，庄存与在上书房担任讲官的时候，有一天皇帝亲临文华殿，当诸大臣讲议结束皇帝准备起身离开时，庄存与却上奏说，讲章上有谬误，于是就言辞琅琅地向皇帝详细讲解经典之义。他的这一举动引起同僚们大惊，而他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是维护了圣人之道的正确性。正是这种勇于直言、坦荡为人的品行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

    1785年以后，庄存与退出清朝的政治中心，潜心精研公羊学，对儒学体系进行反思与重构，提倡一套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新国学思想体系。

    庄存与所阐述的今文经学理论有两大特点：第一，不拘泥于汉学或宋学的门户之见，只要是经典义理都加以选择即“微言大义”，他认为，任何精微的语言都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因此能够超越门户之见，不墨守成规，寓创新于融通之中；第二，尊崇春秋公羊义理，重在经世致用，他认为，这些经典启示人们明道、行道是人的责任，一旦社会发生动乱，治乱是人的天职，而坐等上天救世将招致更剧烈的灾难，儒士应效法古代圣贤，向祸乱国家的势力挑战，以图恢复国家的安宁。他以“托古改制”的名义呼唤着变革，构建出了一个盛世蓝图。他研究的目的是想从清王朝的长远利益出发，铺设帝国改制（革）图强的理论道路。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庄存与发现，“改制”一说，除了具有让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外，还蕴含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可能。一旦运用不当，就可能动摇清王朝的政权，这是保守的庄存与所不愿看到的。

    由于他的学术研究非常低调，他的研究成果只传子孙，不传外人。他的今文经学巨著《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等，直到他逝世四十年后，才由后辈子孙刊刻出来，从此发扬光大，从一个家族的家学而成为国学经典，庄存与也被后世尊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鼻祖。

    庄存与的今文经学经由他的外孙刘逢禄而大彰于世。刘逢禄于1814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入翰林院，并入礼部。在位期间，他运用今文经学解决了诸多法律、外交等事务，以他的学术声望赢得了朝野的赞誉。因此晚清思想界、学术界甚至官场中人开始关注今文经学。近代思想启蒙家魏源和龚自珍都是刘逢禄的学生，他们把今文经学加以革命性的改造，倡导变革，揭开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序幕。而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是借今文经学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重新诠释，从而吹响了向封建帝制全面进攻的号角。

    庄存与及他所开创的常州学派，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沧桑后，由家学而变为显学、国学，彰显了它神奇的功效：从魏源的“经世致用”衍变出了曾国藩、左宗棠等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张謇等的实业救国；从龚自珍的“改制”演变为清代的官制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孙中山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庄存与创立的今文经学成为近代中国面临西方文明冲击奋起变革图强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推动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