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荆川（1507～1561），原名唐顺之。因爱好荆溪山川故号唐荆川。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唐宋八大家之说盖始于唐顺之。”由此可见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他不仅是著名文学家，还是卓越的军事家，著名的抗倭英雄。

    首提“唐宋八大家”之说。明代中叶，充斥文坛的是一片“文宗秦汉”的复古思潮，唐荆川不满于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便大力倡导学习韩愈、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把这八大家的文章编成一部《文编》，供大家学习借鉴，从此便有了“唐宋八大家”之说，并一直沿用至今。

    他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的代表。他提出学习唐宋要“文从字顺” 的主张，提倡“本色”和“真精神”，主张诗文写作应“直抒胸臆,信手写出”，要有能流传千古的真知灼见。他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 不受形式束缚。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他的散文， 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在叙述中选择其中的一点，引申开去，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含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明史》说唐荆川文章有大家风范，是名副其实的。

    在明代前后七子把持文坛，复古、模拟、因袭成风的情形下，唐顺之领军“唐宋派”，异军突起，为后代文学的振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起了开拓作用，亦为清代“桐城派”的兴起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抗击倭寇，报效国家。明代初年，我国东南沿海就有倭寇骚扰。明代中叶，因朝政混乱，海防空虚，倭寇更是大肆入侵我国东南沿海，严重时竟数百只舰船齐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国海防数千里同时告警。在国家危难时刻，不少人便想起了文武双全的唐荆川，纷纷向皇帝举荐，于是年过半百的唐荆川临危受命，毅然担当起了为国抗倭的重任。上任之初，他首先奉命查勘北方边务，后又自动请命南下抗击倭寇。他提出了抵御倭寇的最好策略是要把倭寇拦截在海上的正确战略，因为倭寇一旦登岸，老百姓必定遭殃。他亲自登船，一昼夜近千里巡海布防，跟随他前往的人在风浪中或惊骇万状，或呕吐不止，可是他却意气风发镇定自若。

    唐荆川率众先后取得了崇明三片沙大捷、淮安附近的姚家荡大捷。倭寇闻风丧胆，江浙一带获得了安宁。

    在抗击倭寇之余，他还把自己的独家枪法和阳湖拳传授给戚继光、俞大猷等。戚继光接替他的抗倭事业，成为著名抗倭英雄。

    提倡经世致用，奠定常州文化繁荣的基础。唐荆川学识渊博，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甚至于勾股、八卦等等，无一不精通。他曾经说过，读书以“治经明理”为第一要务。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精神，对明清以后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闻名的东林党人就是在他的这种精神影响下形成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曾说：唐荆川是无锡东林领袖们的导师。

    也正是在他的精神引领下，清代的常州文化空前繁荣，名人辈出，学派林立，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常州文人对各种切合实际的学问都非常重视。如洪亮吉曾专门研究地方志和地理；张琦除了精通“子史兵法、刑法、数术之学”及医经本草以外，还精通地理；李兆洛不仅精通本国地理，还对沿海诸国的地理有很深的研究。此外，讲求河槽、盐政、钱法、兵制、方志等不乏其人。经世致用之学，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受先人唐荆川的影响，清代常州学风的经世致用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影响全国的讲求经世致用的五大流派：庄存与、刘逢禄奠定的常州学派；张惠言、恽敬等倡导的阳湖文派；张惠言、张琦等所践行的常州词派；恽南田等开创的常州画派；费伯雄、马培之等传承的孟河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