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达，字博纯，1880年生于常州。从小聪明好学，五六岁时即在父母督教下读《三字经》、《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后进私塾附读，20岁中秀才。在旧学被实用科学替代的影响下，他和蒋维乔、庄俞、严练如等合请一位日本教师，学习日语及数理等科学文化。三年后，新知识大为提升，编著《最新文法教科书》和简明《乐典问答》，由上海两家书局印发。

    投身平民教育事业

    1903年后的三四年间，伍达先后在桐城吴汝纶，同乡张赞墀、庄蕴宽家坐馆。他在教课之余，埋头于中日文典籍的研读，有时为上海《申报》写专论，文字流畅而犀利，这与他平日喜欢读梁启超辑印的新民丛刊有关。1905年全国立宪运动兴起，伍达对立宪运动充满了信心，在《预备立宪公会报》上发表《论筹备宪政必以改良教育为起点》，主张通过学校与社会教育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

    1908年，伍达出任武阳（武进、阳湖县）劝学所总董（即今教育局长）。在他的任内，全县增设一百多所小学，为常州初等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一面抓学校教育，一面着手创建社会教育场所，在常州（包括武进、阳湖乡区）设置了十四处演讲所，每晚演讲社会道德，改良社会风俗，崇尚节俭，破除迷信等，向民众灌输文化常识，并制订实行普及教育分期办法，上呈全省推广施行。是年冬，伍达赴日本考察，他一边考察日本的教育，一边到大学听课。伍达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富民强，应当归功于教育。中国若要富强，首先须从教育入手。当时国内中小学教育已逐渐创设，而社会教育尚无人倡导。他认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应该齐头并进。因此他在考察日本期间，特别留意日本社会教育的实施和推广办法。

    1911年8月，伍达从日本归来。后应蔡元培之邀请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蔡元培在拟定教育部官制时，设立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独立的地位。伍达被聘任社会教育司职。伍达对社会教育事项多有谋划，盼望能迅速推广。但不久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政府北迁，伍达与蔡元培一起离职。

    伍达认为，中国幅员广阔，国家的建设事业不能寄希望于少数有知识能力者，更不能静待将来学生学成毕业后再有作为。目前就一些人的年龄看，已不可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只有致力于社会教育，实在无其他途径可走。伍达离开临时政府教育部后，决心绝意仕途，以毕生精力从事社会教育工作。

    创办平民教育机构

    1912年4月28日，伍达在上海和于右任、张謇、蔡元培、马相伯、吴稚晖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成为中国社会教育事业的正式开端。该会会址设在省教育会，唐文治任会长，伍达与黄炎培为理事，具体事务由伍达主持。加入该会者有300多人。由于许多知名人士共同倡导，该会声势浩大，社会教育逐渐风行，全国先后有14个省成立分会。南洋也创办了分支机构。

    随着活动的开展，伍达发现推广社会教育工作头绪很多，必须规范相应秩序和实施办法。为此，他一方面将“中华全国通俗教育研究会”改名为“中华通俗教育会”；一方面制定各种实施方案，主编《通俗教育研究录》，筹办通俗教育用品制造所。其中《通俗教育研究录》由伍达亲自编辑，每月出一期，因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颇受读者欢迎。如第三期刊登的吴稚晖为劝募爱国捐在上海新舞台唱“小热昏调”的全身照片和表演的四言唱词全文，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

    推动平民教育活动

    为了全力推进社会教育，伍达甚至动员家人参加舞台剧的表演。他认为，戏剧可用来移风易俗，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一大工具，对国家、社会和人民都有益，因而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

    民国初年，教育会各地分支会的工作，主要是设立各种补习学校，举行通俗讲演，创设阅报所及巡回文库、通俗图书馆，发行白话报，改良戏曲唱本等。各地方法虽不尽相同，但活动皆有声有色，气象万千。据庄泽宣《民众教育通论》中介绍，当时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外，其他各省均设有通俗教育会，且在1912年至1913年影响较大。

    1912年，伍达当选为中央教育部临时会议议员。除负责上海总会事务外，还主持总会在北京教育部设的通信处工作。7月，伍达起草了《通俗教育设施法》，提出“注重卫生、谋生、公众道德、国家观念等四主义”，之后还被选为国会候补议员。

    由于中华通俗教育会是一个人民团体而不是政府机构，会中的一切费用全靠热心人士的捐助。随着活动的蓬勃开展，会务经费越来越困难。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受到沉重打击，很多赞助该会的社会贤达，出国的出国，消极的消极，一时无人来过问通俗教育会会事。然而，伍达仍极力苦撑着。会中原设有常务理事5人，实际负责的只是伍达一人，内外诸多事务都集中在他身上，可谓心力交瘁。

    1913年春，应吴稚晖邀请，伍达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临时教育和读音统一会会员会议。伍达趁北上机会，在沿途各省作宣传演讲，帮助各地认识社会教育事业的意义。到京后，伍达拜谒了在京的教育界名流，动员他们入会，鲁迅即是被动员入会者之一。数月的奔波劳累，伍达肺病复发，两次大量呕血，不得已进入日本人开设的川田医院治疗。伍达在病中仍念念不忘社会教育。病一时不见好转，而上海总会方面的函电纷至沓来，要么“经费无着，势将解体”，要么“盼速南旋，以维残局”。伍达眼看着一手创建的中华通俗教育会陷入绝境而忧心如焚。有病不能安心医治，又不肯向朋友求助，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1913年9月6日溘然长逝，年仅34岁。教育界闻讯无不痛惜。

    伍达是清末民初中国最早倡导社会教育的教育家和先行者，在困难重重之下以民间力量全力推动社会大众教育发展，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中国民众的社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