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1873年出生于常州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其父蒋树德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常州走街串巷的挑担银匠，因经营作风一丝不苟，在常州城很有信誉，逐渐有了一些积蓄，晚年开办了常州第一家上规模的银楼——“蒋懋大银楼”。蒋树德发现三儿子维乔天资聪颖，于是全力培养他。蒋维乔7岁入私塾，从师学习《鉴略》、《左传》、《古文观止》等，16岁时自学《纲鉴易知录》、《曾文正公全书》等，20岁参加童子试，在3000名童生中名列第十。经过科举考试，蒋维乔进入常州府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6月起，先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和常州致用精舍深造，弃八股文，研究“西学”，被守旧者视为“狂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该校理化教师钟观光常在学生中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深受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变化，决心致力教育的改革。因笃行厉学，蒋维乔与常州人、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被世人并称为“常州二先生”。蒋维乔先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

    力主教育救国

    1902年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当时在南菁书院读书的蒋维乔正跟他的老师钟观光学习物理光学知识。钟观光接到蔡元培邀请他到上海加入中国教育会的电报。钟观光有些犹豫，但在蒋维乔和无锡人顾倬积极鼓动下，决定赶往上海。等他们收拾行李来到码头，夜幕降临，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了。钟观光跑去电报局给蔡元培发电报，声明入会，而蒋维乔也随之入会。

    1903年春，应蔡元培之约，蒋维乔携妻、子同到上海。当时，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附设有男女校，蒋维乔之子入男校，其妻入女校，他自己在两校任教员。爱国学社男女校自蔡元培校长在内，教员全为义务施教，当时章太炎教高班国文，蒋维乔教低班国文，课余各自以写作等维持生活，蒋维乔为《苏报》翻译日本新学以自给。那时日俄两国在东北作战，爱国学社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蒋维乔为爱国心驱使，在义勇队担任教练。是年“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捕，爱国学社被迫解散，蔡元培避往青岛，蒋维乔因目标较小，仍在爱国女校任教。1907年10月任该校校长。

    面对国家的积贫落后，蒋维乔主张“救国之本还在教育”。1903年，蒋维乔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日后声名卓著的商务印书馆“常州帮”的第一人。年底，回到常州过年的蒋维乔与朋友聚会时，异常激动地向朋友宣传他在上海学到的新思想。于是这些人开始在家乡将这些新思想付诸实施，他们组织修学社、藏书阅报社、演讲会等，在春节前的常州掀起一连串的波澜。而他的这些朋友，庄俞、严保诚、许指严、何海樵、何山渔、杨秉铨、胡君复等人，也都成为日后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蒋维乔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用全部精力致力于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前后达10年之久。他与中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高梦旦、庄俞等四人，学习日本维新时期编制教科书的经验，请日本长尾槙太郎、加藤驹二及小谷重当顾问，每编一课，必经四人一致议定，然后定稿，历时两年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此为我国小学教科书之始。此后，又单独编辑出版《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等数十种书。这套新式教材文字由简到繁，字数由少到多，内容由浅到深，插图形象生动，容易引起儿童学习兴趣，受到师生的欢迎，为全国各地学校普遍采用，这是中国小学具有系统统一教材的开始，在中国教育史是个划时代的事件。后来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说：“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其实，新的一代文化人都以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接受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文教科书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根基。直到今天，这批编于一百年前的教科书仍然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

    实施教育改革

    蒋维乔还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源》的编辑之一。1905年，他鉴于小学师资缺乏，发起并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小学师范速成讲习所，为全国各地连续培训三届师范生，并编写《最新初小教科书教授法》等多部教材。其后又主持了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并亲自任教，使教科书适应教学的需要。1910年他编著了《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廷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德之作”。蒋维乔对我国新式教育的普及起了极大的启蒙和推广作用。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这是很平常的事，但在一百年前小学生只知读“四书五经”的背景下，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教育“革命”。蒋维乔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教育史上现代新式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辛亥革命之际，蒋维乔随蔡元培在上海。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总长，邀蒋维乔担任秘书长。开始时教育部仅有蔡元培、蒋维乔和会计共三人。在人力物力困难的条件下，蒋维乔协助蔡元培改革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他主持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小学制方案》和教育部官制，其主要内容有“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学”、“小学废止读经课”等。这是他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实施教育改革，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

    蒋维乔还亲自拟订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提议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教育会议，“决议二十三件要案”，并陆续公布施行。

    1916年7月，范源濂重任教育部长，邀请蒋维乔回教育部任职，掌管教育法令工作。翌年元月，他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回国后，蒋维乔拟订颁布了诸多教育法令，规范了全国的教育秩序，对中国新式教育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推行教育新风

    1922年7月，蒋维乔任江苏教育厅长。其上任前提出：一、办事全凭正理，对各方面绝不敷衍；二、用人以人才为标准；三、经济公开；四、亲自到各县视察。蒋维乔总是带秘书一人到各县视察，预先不通知，每到一地，如有腐败作风和不称职的校长，立即撤换；对政绩出色的校长，则予以奖励。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蒋维乔被免职。离任前，与黄炎培、曾孟朴（时任江苏财政厅长）商议，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划归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使江苏教育经费完全独立。

    蒋维乔从江苏教育厅离任时，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后改中央大学）正闹学潮，新任省长郑谦力请蒋维乔出任该校校长。蒋到任不久，学潮逐渐平息。时学校经费有限，蒋维乔还是不忘延揽天下名士到校任教，不拘一格，不专重学历，唯真才实学是用。

    1929年9月起，蒋维乔任上海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他与常州同乡吕思勉及郭绍虞等名师克服困难，共同治校。其间著有《中国佛教史》、《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成为大学教材。其中《中国佛教史》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佛教史著作，该书不仅对日本《支那佛教史》进行全面的梳理，而且新增许多内容，使中国佛教史显得更加完整。《佛学纲要》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佛教知识白话本著作，对佛教知识的普及和近代佛教的复兴，特别是居士佛教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9年，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常任副主席。1958年3月，他病逝于上海，享年86岁。

    蒋维乔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他几乎将全部身心致力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新教科书的十余年里，他认真总结旧教育体制的经验教训，积极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研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并将其贯彻于新教科书和民国新教育制度之中，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