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血儿，原名大裕，字天复，1891生，常州金坛人。1906年考入苏州商船学堂。徐血儿因不满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决定不惜以“血儿”之身来改造社会。他产生这个想法时还只有十七八岁，正在苏州商船学堂读书。课余时间，他喜欢阅读带有革命倾向的报刊，如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呼日报》，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决心做一名时代进步的弄潮儿，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誓言，开始了他向往革命的理想追求。

    1909年秋，徐血儿从苏州商船学堂毕业后来到上海，前往《民吁日报》拜访于右任，要求加入该报，做一名马前卒。《民吁日报》是《民呼日报》被查封后于右任办的另一份报纸。于右任非常赏识他，便将他留在报馆做见习生，让他先从排字校对做起，以观察他的造化。有一天，徐血儿看到送排的样稿，不知何故开着一个“天窗”，他当仁不让地干起了“补白”的活儿。他把自己先前写的名为《泣血》的文章，以“血儿”的笔名填充。于右任拿到终审校样后很纳闷，印象当中觉得没有这个稿子，经查原来是徐血儿的“杰作”。他虽不满意徐血儿自作主张，但对他的机灵和泼辣的文风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在关键时刻他能随机应变，是一块可雕琢的“好料”，于是将他调到编辑部干起了外勤记者。

    但《民吁日报》好景不长，因刊登《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及远东和平》等强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宣传抵制日货的文章，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弱国无外交，创刊48天的《民吁日报》被查封了。

    于右任只得再次变换手法，于1910年10月11日创办了与前两份报纸一脉相承的《民立报》。这一次报社队伍更强大，于右任亲任社长，聘请宋教仁等任主笔，徐血儿成了该报的重要一份子。这时宋教仁把活动中心移到了上海，与谭人凤、陈其美等组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把《民立报》当作同盟会的机关报，宣传革命不遗余力。与众多政治精英共事的徐血儿，心灵受到了彻底的“洗涤”，对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他毅然加入同盟会，成为上海报坛鼓吹革命的重要骨干。

    握笔战斗的猛士

    《民立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它能够在20世纪初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与徐血儿呕心沥血、尽责尽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宋教仁离沪去汉后的一个时期。徐血儿1911年10月任主笔，1913年起，主编、主笔一肩挑。他在《民立报》影响最大的是他写的社论和政论性文章，文风锐利、立场鲜明、理直气壮，倾倒了无数读者，与“民国最牛校长”马君武、著名学者邵力子，并称《民立报》三驾马车，有一副对联叫“千军难御血儿笔，万民欣赏力子文”。如针对当时东南各省独立，互不统属的问题，他发表了《联合机关及参议院》的文章，主张民军应尽快建立“联合机关”，组建临时政府，“为将来合众共和”做好准备，强烈呼吁建立政权已“不可缓也”，这是同盟会内最早提出的政治主张（1911年11月11日）。他认为除了成立临时政府外，还应该设立“参议机关”，目的在于国家权力分立，用来监督政府，“作共和建立之基础”。至于民国国都地址设在武汉还是南京，他认为“择地最善者莫过金陵”，因为武汉战事正紧（袁世凯正派兵施压）不适宜，而南京地势险要，可以以长江为天堑。

    针对时代变迁中的国民，徐血儿发出了强烈呼吁：“吾望同胞人人有责任心”，“今日救国之事，非爱国志士所独有之责任也，非军政府所独有之责任也，而亦吾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所共有之责任也。”“责任心云者，非人人责权夺利之谓，乃人人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谓也。一国之立，以国民为主体，则国民不应自行放弃其主权，而任国事之跌落。欲为新共和国民，则今后参议及监督之两大责任，所亟宜实行者”。

    随着革命胜利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徐血儿在《推贤让能》一文中说：“不可利禄为心，自私其位”，“名利二字，不知误了多少俊杰。果然其为大英雄，则必不为虚名虚利所摇惑。英雄爱名、爱祖国，名震世界”，若是在“名利关头”，被利所驱，就“难成伟业”，英雄留名，靠的是政治人格和为民办事的能力，不要为了追逐名利而违背了革命的初衷。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徐血儿喜悦之心溢于言表，他在《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说：“先生归国矣。先生屡年之惨淡经营，穷走海外，苦心孤志，独抱陆沉之痛者，竟有今日”。“先生念同胞奴隶之惨，以三大主义为天下倡，言而能行，虽挫不衰，毅魄坚志，历二十年如一日”。“先生归国矣。祝先生为国珍重，使我中华国名与先生之名齐辉也。尤祝先生以屡年经历，指导同胞为种种建设之准备”，“深祝先生为国尽瘁”。“欢迎东亚自由之神，而造福生民于无穷无尽也。”

    由于徐血儿等人充满革命热情的努力奋斗，《民立报》成为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报刊中的佼佼者，它影响了一大批有为青年，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如毛泽东就曾说“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报纸”就是《民立报》，当时他还只有18岁，在长沙一所乡办中学读书。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深情地提起了这段往事：“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当时全国正处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与宋教仁并肩战斗

    徐血儿与革命党的诸多政要交往中，情缘最深之人莫过于宋教仁。他与宋教仁的友谊是在《民立报》一起共事中逐渐形成的。1913年1月26日他在《民立报》发表了《当今之政治家》的文章，直言宋教仁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认为宋教仁具备沉毅的魄力和高明的手腕，提出的政治主张有着系统丰富的内涵，而且他能够坚持政见，为之不屈不挠地奋斗。反过来，宋教仁对这位后起之秀也特别赏识，他们虽然相差13岁，但志趣、政见等却没有代沟，尤其是徐血儿的刻苦努力深深地感动了宋教仁。宋教仁不遗余力地栽培提携徐血儿，把他当作自己最为信得过的朋友。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商讨国事，离开上海时专门到《民立报》看望了徐血儿等同仁。徐血儿一路相送，结果在火车站站台上，亲眼目睹了宋教仁惨遭暗杀的血淋淋场面。他立即亲自与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一起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并一直跟随其身边，目送这颗年仅32岁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的生命之火熄灭。

    徐血儿担心宋教仁的安危，曾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他。在“血案”发生的前三天，他的敏感察觉到有人要暗杀宋教仁，就提醒他“慎重防备”。但以政治人格立名立声的宋教仁，没有把政治与肮脏的暗杀联系起来，因而未作任何防备。

    徐血儿目睹宋教仁被刺身亡的血案后，悲痛欲绝，非常激愤，他为宋教仁“抱经世伟画之政见，具利国利民之苦心”，英年早逝而哭泣，更为中华民族陷于“凄风苦雨之悲境”、“豺狼食人、遍地腥秽”、前途茫茫而泣血。才22岁的徐血儿，不知从何而来的英雄气概，到处奔走，不遗余力侦缉袁世凯的罪证。他在《民立报》上发表了最严厉的讨袁檄文《宋遁初先生昭雪案》、《宋教仁血案》等，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称颂宋教仁为冲击专制献身，“可救千百万人之生”，“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他的死胜过泰山之重。他还撰写了“为平民政治而死，惧独夫专制复生”的挽联告慰宋教仁在天之灵。袁世凯闻知后，暴跳如雷，派人拿取徐血儿的人头。因杀手找错了门牌号码，才使他幸免于难。

    徐血儿逃过一劫后，从此格外小心，使袁世凯的心腹一直未找到下手机会。两年后的1915年，他因心力交瘁，呕血不止，英年早逝，年仅24岁。消息传出，报坛众人无不惋惜，于右任连失两位共事爱将，痛心疾首，亲书“碌碌吾徒青山又损渔父，茫茫天道黄土忍埋血儿”挽联，寄托他对“渔父”（宋教仁的字）和“血儿”的哀思，另外还专门为“血儿”赋一首哭诗：“不哭穷途哭战场，耗完心血一徐郎，九州应共冤魂语，黄土无情葬国殇。”

    徐血儿的一生是短暂的，对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来说，似乎是短了一点，但其甘洒热血的豪情，充当革命舆论的尖兵，永远留在了辛亥革命的宏伟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