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常，1871年出生在常州的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他14岁丧父，靠兄长孟森做塾师维持生计，后辍学到一家布庄学徒，自食其力。他一心想读书，一有空便捧着书读个没完，布庄主人很不高兴地说：你若中得举人，我请你看三天戏，喝三天酒。未料，21岁那年，他果真考取举人。布庄主人兑现承诺马上请人唱戏三天，设宴招待孟昭常，向他作揖赔礼，一时成了常州城里的佳话。后来，孟昭常与兄长孟森同去日本留学，专攻法学。回国后，孟昭常成为立宪运动的骨干，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创办《预备立宪公会报》、《宪政日志》，大力倡导民主宪政，组织全国各省的立宪派成员向清廷请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工商部参事，1914年起，走实业救国之路，赴东北垦荒，1917年任黑龙江实业厅厅长。

    高擎政体改革的旗帜

    1906年底，孟昭常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任驻会常务干事（相当于副秘书长）。

    孟昭常把预备立宪公会当作施展才能、推动清政府政体改革的舞台，经常在上海组织安排演讲，宣传介绍有关法律知识，灌输民主宪政思想，吸引了大批青年入会，使公会成为当时中国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立宪政治团体。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改选，孟昭常当选为副会长。

    孟昭常认为，要想推动清政府顺应民意加快立宪步伐，必须要有强大的舆论工具。为此他先后创办主编了两份重要刊物，一份是《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还有一份是《宪志日刊》（后改为《宪报》）。

    《预备立宪公会报》创刊于1908年2月29日，总发行所设在上海，在全国50多个城市设有销售点，在日本东京、南洋华侨聚集地等都有销售处。该报内容涉及宪法、行政、法律、财政、外交、交通、教育等方方面面，撰稿人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的高才生。孟昭常最为活跃，他站在舆论阵地的前沿，对中国的政体改革、宪政制度建立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设想：一是对未来君主立宪的政体变革，不能照搬任何一国政治制度。他只主张学习日本进取精神，而立宪应“以人民为组织国家之要素”，组织强于皇权的议会，才能削弱皇帝一言九鼎，打破“君权神圣”的封建专制制度。二是主张在未来君主立宪国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先完成地方自治，积累处理地方政事的经验。等地方自治充分发展后，再开国会，选举议员，参与国政。同时还主张要以省为最高自治单位，实行地方分权，“以地方之人，就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三是要给人民选举和被选举的公民权利。针对当时提出的普通、限制、团体、等级、复数五种不同选举主张，他认为只有复数选举最适用于中国。所谓复数选举，就是由国家确定一最低税额作为选举资格税额，对达到最低税额及学识优秀的人，给予选举权，以体现公民的基本选举权利和政治地位。四是主张君主立宪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利益，“蒙藏之存亡，即关中国之存亡”，在国会中要增加蒙、藏议员的数目，让其表达民族利益的诉求。五是对教育要引起足够重视。教育应突出国民，注重全社会的普及和推广，而国民教育的核心，是要“培养具有新道德的公民”和“有进取精神以及爱国思想的人”。

    在面对清政府利用“国民知识程度低下”等借口，拖延召开国会时，孟昭常以公民代言人自居，发挥公民意见的作用，使公民意见第一次成为掣肘行政权力的力量。他为了把“专制政体无责任之民”改造成“立宪国之公民”，在主编《宪志》时，力求把国会理论演绎成白话，让那些女人和小孩都容易懂。孟昭常的舆论攻势，让清政府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只得将迟迟未运转的资政院从速开院。

    首倡“公民”观念

    孟昭常认为，鉴于中国长期处于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要想让中国社会走上民主政体道路，这绝对不是少数人的努力、呐喊就能够实现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先要开启民智，唤起民众对立宪运动的认知，动员全社会的公民积极参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以预备立宪公会为平台，创设了出版部，组织留日学法的孟森、钱润、邵羲、汤一鹗、沈其昌等翻译、编辑出版了《日本宪法详解》、《选举法要论》、《地方自治制纲要》、《地方行政制度》、《议员要览》等一大批宪政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数他亲自撰写的《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两本书。

    这两本书在社会上推出后，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可用史无前例来形容。当时广西巡抚署一次就订购了10万册，河南巡抚署一次订购1万册，在短短两年时间内，重印达27次之多，创下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最。

    这两本书如此热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冲击”了君权思想，唤起了民众要求参与“公权”的愿望。孟昭常率先站出来冲击“君权”，第一个把“公民”一词引入中国，改“臣民”为“公民”，替老百姓争取公民政治地位和权利，在“黑夜中开启一盏指路的明灯”。

    孟昭常呼吁一国之民都应该享有参政权，这正顺应了民众长期受压要求自由平等的心声，受到了很多人，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推崇。后来他当选资政院议员，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年轻议员之一，也是国会里真正能发挥参政议政能力的议员之一。

    修订完善国家商法

    1904年1月，由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编订的《钦定大清商律》向全国颁行。这部商法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又没有征询商界意见，公布后遭来全国一片非议之声，成了一部无人问津、丢进垃圾堆里的废法。

    孟昭常认为，商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活动的，在制订过程中，首先要与商人组织特别是各地商会保持密切沟通，充分重视商人组织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作用，才能行之有效。因此，他以民间的力量，扛起了这个重任，在预备立宪公会内设商法编辑所，亲自撰写了《商法调查案问答》，并联络全国商界，在上海召开了两次专门讨论商法编辑问题的全国性大会。在第一次商法大会上，他和与会代表共同确定了商法编订的主要内容以及编订次序，确定第一编为公司法，第二编为契约法，第三编为破产法，第四编为商行为，第五编为手形法（即票据法），第六编为海商法，第七编为总则，并通过了《商法草案提纲》。会后，他作为主要编纂人之一，于1908年12月编制完成公司法草案，分送各地商会征求意见，随后邀请各地商会派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1909年12月又编成商法总则编。1909年12月19日，第二次商法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各商会代表对于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后，大会公推孟昭常、秦瑞玠二人在完成草案修改后，作为全权代表，赴京与清政府接洽。同时要他们加快对其它还未完成部分的编纂。

    嗣后，孟昭常将《商法总则》与《公司法》合称《商法调查案》，上呈清廷农工商部。这时清政府法律修订馆因《钦定大清商律》不适用，也正在重新修订《商律草案》，于是农工商部就把孟昭常等编纂的商法，推荐给法律修订馆，用作主稿。法律修订馆总纂董康等根据这个稿子稍加修改，定名为《大清商律草案》，呈资政院审议。

    该法分总则、商行为、公司法、海船法、票据法五大部份，共1008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商事法典，但未来得及颁布，辛亥革命爆发，此草案被搁在一边。中华民国成立后，采纳该草案，将它修改成《商人条例》、《公司条例》，先行颁布施行。

    推动地方自治

    迫于全国要求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的舆论压力，1908年7月22日，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等文件。孟昭常立即行动，利用《预备立宪公会报》大力宣传地方自治的有关法律知识，撰写发表了《咨议局选举章程问答》、《选举法要论序》、《城镇乡选民资格论》等多篇文章。同时还担负起了为全国各省培训咨议局骨干力量的职责，在上海（当时属江苏管辖）江苏教育会法政讲习所举办全国培训班，招收各省学员，专门培训地方自治会议员、会董，为各地加快推行地方自治进程培训人才，并就选举过程中的运作模式和推行地方自治提出了指导意见，为各地开展自治、选举指明了有效的途径。

    孟昭常在这一政体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引路人的作用，亲自撰写的《地方自治纲要》，曾经风行一时，深受社会欢迎，先后再版15次之多，另一本《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因满足了各地筹备自治的实践需要，更是一版再版，畅销全国。孟昭常是民间法制进程的推动者，为启发民众参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9年9月1日，江苏省咨议局成立，推荐张謇任议长。省议员由各县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孟昭常在地方的选举中脱颖而出，与省社团直选产生的兄长孟森，成为省咨议局少数几位常驻议员。从此，他们兄弟两人又借咨议局这个平台，利用自己精通国外政体知识的这一特长，将咨议局议决机关的权限发挥到了极致。在议会的监督制约权上，孟氏兄弟提出了州县官吏不得向上赠送“节敬乾修”、“免派官报”等养廉议案，还申明咨议局具有参与“丁漕征收、田房契纸牙贴、盐务厘课、警务、地方自治、调查户口、水利工程、教育农商”等十大类事项的省立法权，省内的预算支出必须经过咨议局议决才能执行，使总督、巡抚权力过大、官吏滥用职权现象得到一定的抑制。

    担当请愿尖兵

    成立各省咨议局，是清政府借“地方自治成为行宪条件”，推迟中央开设资政院，延缓清廷专制的缓兵之计。资政院开院最初定的时间是1920年，不料，孟氏兄弟在江苏咨议局成立一个月后，就起草完成了《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分发全国各省，联络各省咨议局推动全国请愿。兄弟俩与杨廷栋等人以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的名义，分赴奉天、黑龙江、吉林、直隶（河北）、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咨议局，进行广泛联络，要求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研究，拟订请愿书，形成合力，联合向清政府请愿，敦促清政府速开国会。

    1909年12月初，16个省的50多名咨议局代表聚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研究请愿方案。会上对孟氏兄弟起草的请愿书进行讨论，同时推定福建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组成33人赴京请愿代表团。江苏代表是孟昭常、雷奋。

    1910年1月16日，孟昭常等请愿代表，肩负全国20万人（在请愿书上的签名统计）的重托，赴京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清政府借口筹备工作来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低下，拒绝提前召开国会。

    针对顽固不化的清政府，孟昭常又在《预备立宪公会报》上发表了《致各界书》，向全国教育界、商界发出参与国会请愿倡议，动员全社会的舆论向清政府施压。随后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组成了由80余人的请愿代表团，于同年6月16日第二次向都察院请愿。结果清政府仍以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为由给予拒绝，并严令不得再行请愿。可是，这时的民众已被孟昭常等发动起来，参政意识日趋强烈，民意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孟昭常等乘势组织了第三次请愿。清廷面对排山倒海的舆论声势，终于不胜压力，答应成立内阁，召开国会时间由原来9年缩短为5年。孟昭常等组织的请愿运动获得了全面胜利，孟氏兄弟俩成了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转向实业救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留在南方的兄长孟森即致函他南归。于是，孟昭常移居上海。1913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邀请孟昭常北上，任农商部参事。1915年12月，他的好友、有“报界之奇才”之称的黄远生因政治观点不同被刺身亡，这对孟昭常刺激极大。从此，他辞去参事退出政坛，学张謇身体力行走“实业救国”道路，赴东北黑龙江创办“近思”垦荒公司。他将杂草丛生的万顷荒地改造成良田，并利用农场所产大豆等农产品，创办了油坊、酒厂，实行一体化经营。通过几年经营，近思公司一跃而成为5个垦荒公司（火犁、东井、广信、智远）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公司。此后他被推任黑龙江实业厅长。

    沙俄帝国侵占哈尔滨后，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了中东铁路，俄国人开始在哈尔滨铁道之西聚居，称“道里”，而中国人主要聚居在铁道之东，称“道外”。道里洋商集中，逐渐形成了商埠，比较繁荣，而道外则荒凉简陋，商业萧条。孟昭常考察后发现，道外地理位置优于道里，因为轮船载运农产品，沿松花江到哈尔滨，只能停泊在道外的江边卸货，道里受江上横架的铁路桥限制，轮船开不进去。但道外由于市场发育不健全，没有购销农产品的贸易机构，缺乏资金，农产品又经常滞销，不得不求助道里的洋商。孟昭常看到了这个商机，参考日本《取引所章程》，借鉴日本的做法，联合山东殷实富商，在“道外”创办了一个“取引所”，并将日文用的“取引”译成中文的“信托”，定名为“道里农产品信托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信托”两字，也是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孟昭常在创办信托公司的同时，还创办农产银行作为一体化运作配套，使农产品收购、销售、贷款等都可以在道外地区一次性解决，不必再求道里洋人交易。从此，道外市场也逐渐活跃起来，并带动了市政、房地产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孟昭常创办信托公司成为哈尔滨道外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孟昭常积累起财富后，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开始筹划收回由沙俄控制的松花江、黑龙江的航行权。友人对他的举动很不理解，劝他“收回航权是国家之事”，让他不要去冒险，他用“收回航权，人皆有责”予以回答。他从交通银行借得巨款，凑足270余万银元，从俄商手中买下了40余艘轮拖船，创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家中国轮船公司，并将轮船统统改成“常州号”、“武进号”、“阳湖号”、“苏州号”、“宜兴号”等中国名字。

    在反动军阀统治的年代，他的爱国壮举不仅没有迎来掌声，反而遭来了灾难。早已觊觎他财富的军阀与日商勾结，以种种理由设置障碍，使他的轮船公司无法正常经营，最终全部被军阀控制。1918年孟昭常在郁闷中猝死，年仅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