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溥（1869—1925），字幼安，号兰皋，出生于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才华横溢，擅长诗词，精书法，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娶陈范妹妹陈德辉为妻。1899年陈范接办《苏报》之后，让汪文溥入报馆任主笔，协助自己从事报业经营，汪文溥从此开始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撰有《来台集》、《汪文溥日记》、《桃源痛史》等专著。

    革新《苏报》倡言革命

    报刊的格调取决于馆主与主编的办报思想和社会责任。《苏报》在1900年汪文溥担任主笔（主编）之前，是一份专门以刊载市井琐事为主的报纸，销量极少，在社会上没什么影响，处于倒闭的边缘。自从陈范、汪文溥接手后，《苏报》的思想内涵有了质的改变，从中反映出来的信息，透露出了汪文溥、陈范与国家存亡同呼吸、共命运的忧患意识。这正满足了社会上先进知识分子迫切想要国家强盛的心理，赢得了他们的共鸣，《苏报》便因此而走出困境，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出广泛的影响。

    汪文溥是陈范的妹夫，他们在办报的认识上都经历了一个从保皇到革命的转变过程。汪文溥最初是想“以清议救天下”，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宣传保皇立宪，希望清政府通过“政治改革”和自身“机体的净化”来去除毒瘤的扩散。但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让他深受刺激，一是八国联军入侵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完全被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二是1902年广西巡抚王之春以让出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从而激起国内拒法运动。这两件事让他彻底认识到必须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统治，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此时又正好发生了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苏报》以此为切入点，开始了革命思想的宣传。

    1902年11月发生的墨水瓶事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文科老师郭镇瀛，认为学生用墨水瓶捉弄他，因而强行开除个别学生，由此引发200多名学生抗议、退学，但实质上是爱国学生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与校方坚持的封建专制礼教发生严重碰撞的结果。汪文溥坚决支持学生的斗争，与陈范商量后，专门在《苏报》上增辟“学界风潮”专栏，开始了他以革命思想为中心的舆论宣传。

    这个事件促使了汪文溥与上海两个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深入接触，他与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黄宗仰等革命者面对面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加深了对革命理想的认识。为了把革命思想传播给广大民众读者，他定期约请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以两个革命团体的名义，为《苏报》撰写革命言论文章，同时自己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苏报》先后发表了《军国民教育会公约》等有影响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敬告守旧诸君》的文章，公开倡言革命，称“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它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这篇文章成了第一篇倡言革命的战斗檄文。所以冯自由撰的《革命逸史》对汪文溥、吴稚晖、章士钊诸人有“持论激烈，清吏视之有同蛇蝎”的评论。

    巧妙周旋掩护革命

    1903年，汪文溥到湖南任醴陵知县。这里受华兴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思想影响较深，革命气氛浓烈。这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醴陵人宁调元回乡，暗中与洪江会首领李香阁、龚春台等串联，酝酿武装起义。汪文溥得到报信后，不向上峰反映，装聋作哑扮“糊涂”，任由李香阁他们活动，使这一地区成为同盟会组织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策源地。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武装起义爆发。清政府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省的清军及地方驻军共5万人前往围剿；美、英、德、日各国也派军舰闯入长江，对起义军进行恐吓。由于武器装备极差，缺乏组织领导，起义军奋战一个多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惨遭失败，被杀一万多人。

    起义失败后，有很多义士被关押在醴陵的监狱内，汪文溥巧妙周旋，千方百计保护他们，使很多“被捕者赖以活命”，结果他自己遭到了地方反动劣绅的责难，被控为革命同道的“党徒”遭关押审查，后因找不到具体确凿的证据，清政府只将其革职不再叙用。汪文溥离开醴陵到长沙，在湖南洋务局谋到了一个差事。在获悉会员宁调元被关押在长沙监狱的消息后，汪文溥不怕牵连，立即打通关系前去探视。

    萍浏醴武装起义爆发后，宁调元受东京同盟会本部派遣，回国策应革命，先到上海，与陈其美、秋瑾等磋商，决定分头动员长江一带的革命力量相机行动，响应萍浏醴武装起义。不料行至岳阳，落入清军手中。汪文溥去探视他时，宁调元已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写下了《绝命词》。汪文溥了解这个情况后，劝他不要无谓牺牲，要他沉着应付，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宁调元听了汪文溥的劝告，在堂上死不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并在狱中“运动、读书、习字、作文”，创作了大量诗文。汪文溥在外面为他奔走筹划，疏通关系，贿通官吏，使这个政治案子拖了三年也未有结果，最后放人了结。

    主办“民声”倡导实业

    汪文溥自醴陵被革职后，不再隐瞒革命的态度，直接走向了革命的前台。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汪文溥得知后，立即联络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等，决定宣布起义以呼应。因有人告密走漏风声，汪文溥被湖广总督瑞澂逮捕下狱。多亏陈范四处托人相救才平安出狱。事后，他效仿苏东坡词风，为黄花岗之役死难的72烈士写下了一篇《大江东去》的词，寄托自己的哀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汪文溥大喜过望，即参与革命党焦达峰、陈作新等召开的秘密会议，部署湖南响应计划。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成为武昌起义后率先响应的一个省。这时清政府派军南下，武汉告急，汪文溥心急如焚，为保武昌革命硕果，他竭力游说焦达峰尽快组织部队赴武汉支援。焦达峰、陈作新认识到情况紧急，果断作出派兵增援的决定，但因10月31日焦、陈两人被暗杀未来得及实施。汪文溥在焦达峰、陈作新遇害后加入了广西都督沈秉坤率领的湘桂援鄂联军，任联军司令部书记官。汪文溥一心想以革命的合力，推翻封建王朝，殊知事与愿违，现实让他大所失望，于是他辞去书记官，回到了上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汪文博加入了由黎元洪、王正廷、蓝天蔚、孙武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党——民社。民社以“图共和政体健全之发展”为宗旨，推黎元洪为首脑，吴稚晖为总干事，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政党之一。民社的党报叫《民声日报》，汪文溥先任编辑，后任主编，该报中有很多言论文章都是他亲自撰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黎元洪北上后，《民声日报》停办。汪文溥又加入了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常在《南社丛刻》上撰写社论和诗词。

    中华民国成立后，汪文溥对中国的前途不无思考，他认为建设新社会，归根到底“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中国的出路主要在于兴办实业，增强经济实力，只有通过实业救国这条道路，才可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兴办实业，他与吴稚晖等于1913年5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中华实业丛报》的杂志并任主编。他凭借这个舆论平台，呼吁国民政府要关注民生，重视工业、农业、金融、商贸业的发展，对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实业，政府要尽其所能，全力扶植，让其自由发展，而不是“妄加干涉”。他的很多主张得到了工商界的广泛好评，使刊物成为民国初期最为重要的经济类月刊。

    汪文溥的一生是在政治颠簸中度过的，凭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过上富裕安逸的生活，可他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干起了革清政府命的事儿，这正是常州知识分子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体现出来的一种宝贵的精神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