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征编口述史料，可以了解一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一些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情况，以及普通生活缺少文字记录的方面，为地方志编修记述内容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地方志工作者进行口述史征编，在研究对象、方法、功用上都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口述史；征编；地方志；编纂

    作为全国地方志系统较早征编出版的两辑《口述常州》相继面世，引起各地方志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区域“三亲”史料的《口述常州》，挖掘和介绍了常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一些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些情况，以及普通生活缺少文字记录方面的情况，为地方志记述内容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可以使志书更加接近历史事实，更具有科学性；而且由历史亲历者讲出来的故事，温暖、明净、动人，不动声色即予人启迪。本文试对口述史征编的实践进行总结，以期在地方志编纂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方志工作者从事口述史征编的意义和价值

    口述史，一般指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它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

    地方志工作者编修地方志书，如同历史学家般为了呈现历史的真相，而口述历史不仅是“重现”历史的手段，也注重对历史意义的分析。美国口述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断言：“如果回忆被作为历史分析的目标来看待，口述史学将是发掘、探索和评价历史回忆过程性质的强有力工具——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连，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①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意义上的资料保存日益减少。目前政界和企业界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更多的是电话、传真、E－mail、internet或电视、网络会议等通讯工具直接进行交流，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无法留下文字记录，补救的办法可以对当事人和知情人进行口述调查，收集口述凭证。口述史学正好“提供了进入领域的机会，包括没有写自传的重要领导人的生活和受压迫、处于边缘人们的隐藏的历史”②。口述资料具有“自下而上”的大众历史意识、独特的个人感受、社会记忆成为可能等特点，其内容来自亲历、亲见、亲闻，生动形象、鲜活感人、通俗易懂，是第二轮修志地方志工作者搜集资料尤其必须重视的工作之一。

    地方志工作者进行口述史征编，其价值在于：

    (一)在研究对象上，可以将编纂志书的笔触从过去“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焦点转向普通人民群众。它能使我们根据那些身临其境者的语言来撰写历史，将活力和创造力注入地方志书。口述史作为一种来自社会并要求回到社会中去的历史，“人民的自传，一方面旨在通过一系列的个人叙述来建构哈克尼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组合历史，另一方面，给人民以回忆和解释过去的信心，使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话为历史的撰写尽一份力量，简而言之，是为他们自己撰写”③。

    (二)在方法上，口述历史的获得来源于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时间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相脱离的，也就是说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口述史不仅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历史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样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又想从他们的过去之中得到些什么？即使它可能影响历史的客观性，甚或根本上扭曲历史的真实面貌。不过，历史不是个人经历和个别历史事件的简单总和，停留于对个别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考证是毫无意义的。它引导方志工作者要站在历史视野的最高处，以宽广的胸怀、历史动态发展的理念来看待和研究历史。

    (三)在功用上，口述史除了填补方志资料搜集的空白外，还可以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编修志书在运用史料时，由于所掌握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官方文献记载，通过采访普通工人、管理人员和雇主，如此得到的口述资料可以与原先的书面资料相佐证。借助于口述史采访可以探索没有记载的过去历史的诸多方面，“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④

    二、方志工作者征编口述史的方法和要求

    首先，征编口述史必须确定做口述史的访谈对象。这些访谈对象，不仅仅是大人物和名人，可以是处于边缘的小人物。对于同样一段题材、一段历史，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他们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响，未必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重要。按照常规，方志工作比较重视官方的“声音”。其实，来自平民百姓和少数族群口述的人生故事，使方志工作者得以从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中，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略的侧面，或者为传统文字史料遗忘的段落。征编《口述常州》在制定被访谈者，确定“农人的自留地”“知青生活”等选题，希望能再现平民史。

    其次，征编口述史要走出书斋去做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在采访和调查中还可以获得散落在民间的史料，获得研究的新线索，从而扩大史料搜集的范围和研究的视野。口述史的主要部分，是由访谈者与被访者双方产生互动的现场呈现。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还必须对口述者讲述的资料进行调查核实。为了了解常州1980年代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后的发展情况，笔者多次访谈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时称“常州体制改革的推手”)汤永安，对常州早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步骤及对城市产生的变化作了详细的了解，并对照相关的文献史料，核实老人口述的数据和历史的细节情况，最终整理成文《常州早期经济体制改革回顾》，发表在《口述常州》第1辑，2012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记忆如何运作，记忆是否可靠，受访者是否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心声”(1999年5月27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教授迈克尔•格登先生的信)。口述史由于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而回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像。有史学家认为，提供口述史料的人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比如口述者与访谈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等都使回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因为口述史访谈一般在时间发生若干年后才进行，口述史料追溯的时间越远，流传的时间越久，失真也就越大，继而影响口述史料的价值，所以访谈者谨慎地进行史实核实是征编口述史必须进行的关键环节。

    为了保证口述本身的真实性，口述者的口述无论是以人物、事件、专题为中心，都应当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是“活史料”。口述历史以亲历者的忆述为主体，在忆述中保留历史进程真实、具体、生动的细节，通过访谈者与口述者的问答交流，激活记忆、校对事实、补充修正，同时，现代音像技术又可以原汁原味地保存亲历者口述时的神态、语调，这些都有利提高并鉴别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另外，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口述的材料与文献做互证。

    再次，方志工作者着手口述史征编，要重视个人素养方面的提升。口述史创作需要执笔者花费大量时间去写、编、考证，雕章镂句，去伪存真；更需要走出书斋，博采众议，集思广益，这样才能拿出不溢美、不隐恶的作品。除了档案学、文学的基本知识，还需要夯实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及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等素养。

    对于参与口述历史工作者的要求，国内有人提出要具备五大条件：一是基本的史学素养，二是足够的近现代史知识，三是写真传神的大手笔，四是绣花针的细密工夫，五是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⑤。当然，要达到这五点较困难，需要参与口述史的工作人员不断努力，全方位提高自身素养。

    三、口述史征编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影响

    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相关资料虽然较多，但是仍有不少侧面属于“处女地”。由于这段历史离现在比较近，当事人或目击者还有回忆的能力，抓紧时间抢救“活资料”是当务之急。比如：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运用口述史学方法进行史料抢救。这些资料形象而真实，创新志书编纂的风格，对第二轮修志工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延展了资料信息的范围，开阔了方志工作者的视野。口述资料能使志书更好体现社会大众的历史观念和思想，更多关注普通群众的人生，关注平凡的社会，实现记述内容的创新。在制定《口述常州》第2辑选题时，“大跃进”时期常州工业情况、煤矿生活、第一个民营企业主的创业经历等均列入征编计划，编辑部努力征集以往不太重视的史料，以期拓展地方志编修的范围和深度。

    其次，可以征集到其他方法无法得到的真实可信的系列资料。口述资料提供事件的详细过程以及不见官方记载的细节情景，留下真实、具体、生动的历史场景，以及被传统方志编纂方法所忽视的领域。通过访谈的形式，将资料收集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可以补充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中缺少文字记录的内容，可以弥补档案等资料的不足。譬如采访解放战争“三亲”者，让他们来直接叙述和呈现战争历史的某个方面或某个片断。这种战争史当事人的诉说和表白，具有直接性、真实性(客观性)和具体性，它没有经历史研究主体的二度叙述，往往能够更好地反映战争史的许多“实态”。其次，由于受访者的角度是战争的亲历者或战争灾难的受害者等，他们的历史叙述带有或喜或悲、或恨或爱、或荣或辱的丰富情感和复杂心理，与通过文献和档案所揭示反映的历史相比，口述史多具有生动性和感人性，给人们提供更生动和更情感化的战争历史认识途径。正是这些可能，《口述常州》第1辑中的《南下接管溧阳散记》，通过一位亲历解放常州地区的老战士的口述，不仅重现当年战斗的场景，而且第一次以确凿的史料厘清解放军渡江的时间是4月25日上午；南下部队到达溧阳的时间，是4月29日的子夜时分。这些史料，将是常州历史至关重要的一笔。

    再次，口述史是主动接近和研究历史，为方志研究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传统的史学研究主要依据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来开展工作，是一种被动的研究模式。口述史征编在制订调研计划和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可以有目的地“发现”历史，或是说“发掘”历史。这种独具特色的调研方式在方志工作者与口述者之间的访谈互动的过程中，更能达到开阔视角的独特作用。这是对“躲在小楼成一统”的传统编志方法的极大挑战，从而唤起方志工作者走出传统、融入社会的勇气。

    (作者为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常州市地方志年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理事)

    引文：

    ①④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历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②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p.584。

    ③Paul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 ,p.17-18。

    ⑤《进取集——钟少华文存》，P.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