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简称“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是综合反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自然、人文的历史与发展现状的百科式要述。目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省、市、县三级修志，对镇及以下的行政机构不做修志要求。但是本人认为乡镇志作为志书的一种，是记述一乡一镇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人物到风貌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书，是一方之全史，同样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另外，由于县级以上志书的篇幅所限，对乡镇的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而这些内容在乡镇志可以详细地记述，翔实的资料可以更好地为各级领导研究乡镇的历史和现状，为制定发展规划、进行科学管理等提供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县志提供第一手资料。

    常州较早响应国务院“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号召，于1983年正式成立市地方志办公室，到90年代第一轮修志基本结束，公开、内部出版的市志、县志、区志、行业志、专业志、基层志达500部，其中200余部(本)被收入《中国新方志总目》，名列全国各省辖市榜首，被誉为“方志之乡”。其中，武进66个乡镇全部修编了志书，金坛、溧阳修编了12部，城区街道修编了19部，共计97部乡镇志，志书质量都很高。此次常州地区二轮修志于2006年启动，市地方志办公室将编修乡镇志列为开展地方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动员部署，全市编写乡镇志势头良好，截止2014年末，仅武进地区编修镇(开发区)、街道志17部。强化乡镇志的编修，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

    一、区划调整使多镇合一，虽仍沿用原镇名，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镇，且镇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几千年来，我国乡镇设置不断演变。明清以来，由于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常州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如湖塘、奔牛、孟河等名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需要，乡镇机构进行多次重大改革。1954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首次明确规定，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改革开放后，随着区划的变迁及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乡镇级政权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常州市辖金坛、溧阳、武进3县和天宁、钟楼、广化、戚墅堰、郊区5区。1986年，3个辖县下设有16个镇、117个乡，5个辖区下设有18个街道，全市总人口309.7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1.82万人，非农业人口67.92万人。此后，经过大规模的撤乡建镇、乡镇合并等多次区划调整，至2010年末，常州市辖金坛、溧阳两市和武进、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5区，共有37个镇、21个街道，全市户籍人口360.8万人(城镇人口293.74万人)、常住人口459.3万人、暂住人口133.4万人，但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来看，现在的镇、街道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常州的每一个镇少则管理几万，多则管理二十几万人的生产和生活，负有发展经济、管理社会、保驾一方的使命。

    以湖塘镇为例，1929年，湖塘境内的湖塘桥镇，东起杨家村，西至河上岸，南起湾里村，北至湖塘桥。1949年10月，废保甲，建立湖塘桥镇，东起陆家村，西至常漕路，南起上街，北至杨家村。1985年，湖塘乡与湖塘镇合并，实行以镇管村体制，时辖28个行政村、6个居委会。1986年，湖塘镇总人口5.66万人。1987年，鸣凰乡、马杭乡撤乡建镇，分别辖16个、17个行政村。随着社会的发展，外来人口不断涌入。1999年，湖塘、马杭、鸣凰合并建立新的湖塘镇，面积84.1平方千米，辖59个行政村、20个社区，总人口12.54万人，其中外来人口7.5万人。此后，在城市化进程中，湖塘镇又进行了数次大的村级区划调整，至2007年末，辖37个行政村、3个街道、22个社区，总人口25.24万人，其中外来人口12.10万人，国内生产总值74.28亿元，有166个自然村消失。编纂乡镇志书成了抢救和保护乡镇历史，记录乡镇发展、变迁最为系统和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

    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较多的中心镇，使镇的职能发生重大变化，承载了大量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职能。

    1954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首次明确规定，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镇党委下设各种管理机构，负责管理生产建设、财政、粮食、文教卫生、民兵、调解民事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落实这一部署，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乡镇是城市和农村的联结点，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营造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良好体制环境，才能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推动了乡镇体制和职能的根本性变化。200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全面展开。改革后，乡镇一般设党委、人大、政府三个领导机构，内设机构实行“大办制”，成立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等3-5个综合性办公室。明确在新形势下的乡镇职能定位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四个方面。改革后，乡镇政府变管理型为服务型，退出催种催收，还农民经营自主权；退出村级事务管理，还村民自治权；退出适于市场运作的事务，交由社会、合作组织。改革转变了乡镇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将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普遍转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扶持典型进行示范引导上；转变了乡镇职能配置，将社会管理的着力点普遍转到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民生问题上；转变了乡村治理机制，将农村基层政权的着力点普遍转到推动乡镇行政管理和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上。只有编纂乡镇志，把乡镇职能调整的过程、以及调整后的情况全面、客观地记述下来，才能使后人知晓乡镇的职能调整的过程。

    三、本轮修志特色之一是对苏南模式的记述，苏南模式的本质是乡镇企业发展，编修乡镇志更利于苏南模式内涵的阐述。

    1983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苏南模式”主要是指70年代以后的30多年中，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苏南地区经济运行中变化最大、最有特色的是农村，正是以乡镇工业为主导的农村产业结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巨大变革和创新，才激活了农村生产力的各种要素，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并直到现在都深刻地影响着整个苏南地区的城乡经济发展路径。

    上世纪80年代初，常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雨后春笋般的乡镇和村办企业一度成为“苏南模式”最初的形象标志。以当时的武进县为例，1981年，武进乡镇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亿元，成为当时“苏南五虎”之一，也成为“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那段时间，乡镇企业的崛起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非农转移，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超前发展，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乡村养老院等公益性机构，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1992年首届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评比，武进名列第二，居无锡县之后。

    90年代初，外向型经济后来居上，而此时的乡镇企业政企不分、规模小等弊端逐渐暴露。常州在困难中寻发展，自我改革疗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企业联合组建企业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速城乡一体化发展，完成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的嬗变，2000年，武进地区民营经济占据了经济的“大壁江山”，2008年荣获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县(区)评选第一名，中国民营经济首选投资县(区)第一名，成为中国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构建富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典范。常州的民企与苏州的外资、无锡的国企成为当之无愧的三驾马车，拉动着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新苏南模式在经历十多年的发展后，正在向后苏南模式转变，即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题，外资、国有等多种经济方式相互渗透交融、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成为地区核心竞争力，民众富裕水平和区域经济同步协调快速发展。以武进为例，几乎每个镇都有着产业集群，并以这些产业集群为基点，形成了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专业化市场，如湖塘纺织城、横林地板城、邹区灯具城、凌家塘农副产品市场等等，围绕这些市场形成的企业大多成为一个镇乃至整个武进的支柱产业。

    苏南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所描述的不是某个特定时段的经济运行特征或现象，而是苏南农村经济实际运行过程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突出和研究苏南模式，旨在对苏南农村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等进行理性概况和科学抽象，研究苏南农村经济乃至整个苏南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规律和途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地方驱动型的。而在地方上，经济的发展完全得益于乡镇经济的勃兴，乡镇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没有乡镇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毫无根基，城区的经济繁荣也就没有普遍意义。乡镇不仅在古代中国支撑着整个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重要职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也一直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深化民主的主要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时期，变化最大的应属乡镇，加之前一阶段乡镇撤并的实际情况，编纂乡镇志书不仅是抢救和保护乡镇历史有效的措施之一，更是记录发展的中国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