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季龙，常州人。生在官宦家庭。父亲张赞宸曾任萍乡煤矿总办兼汉阳铁厂总办。张志让幼年读书聘家庭教师授课。清宣统元年(1909)参加柳亚子在苏州召开的“南社”成立大会，成为该社19名成员中的最年轻者。宣统三年在清华学校初级部肄业，后入北大，未毕业，进上海大同学院读书。1914年毕业，又进复旦公学。次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17年毕业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1920年毕业，继赴德国柏林大学学法律。翌年回国，应司法总长、同乡董康邀请，进北京政府司法部门工作。先后任修订法律馆总纂、大理院推事及法权讨论委员会翻译等，同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法政学校兼课。1927年北伐战争成功，得知堂弟张太雷已到武汉，他立即放弃北京的工作，到汉口与张太雷晤面，了解到革命的概况和形势，萌发投向“新生事物”的信念。经张太雷介绍，参加武汉最高法院的筹建工作，任审判员。后因宁汉合流，他不愿到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任职，回到上海，执行律师事务，又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教授。1932年起，任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

　　他自从得到张太雷的指引后，思想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在上海期间，经常与李达、张庆孚等联系，听从党的安排，为党工作，渴望参加共产党。张庆孚根据党的指示，对他说：“像你这样在社会上有声望的学者，保持原有面貌在党外工作，比入党作用更大。”他理解党组织的指示，以“党外人士”的身分为党工作，团结了很多左派教员，并承接了党组织委托的多起“政治犯”辩护案件，曾为郑绍文、黄洛峰、潘梓年等当庭辩护。1935年，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此事为借口，派兵占领租界，租界当局急于“破案”，竟诬告叶某，刑讯逼供，迫叶某承认，以向日方交差了事。他出于律师的职责，将案内破绽一一指出，上海各大报用两版刊载辩护书全文，轰动全国。最高法院迫于全国的舆论，未敢批准上海法院的死刑判决。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受党组织的委托，担任了“七君子”的辩护律师，写出了长篇辩护书，与宋庆龄等前往苏州向法院抗议，最后国民党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将“七君子”释放。他因辩护出色，名声大振。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参加蒋介石“庐山谈话会”，会上慷慨陈辞，力主抗战。随后回沪加入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负责宣传工作。“八·一三”后，他转道香港到武汉，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科长，负责起草抗战宣传纲领及文件、标语等。不久武汉沦陷，他辗转桂林，任广西行营政治部宣传组长，并加入了广西建设研究会(桂系反蒋的政治组织)，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并拒绝陈诚拉他加入中国国民党的要求。与千家驹等文化界名流发起成立广西宪政促进会，与胡愈之等轮流主编《国民公论》，同时被广西省政府聘为高等顾问兼广西大学教授。这期间，他在《建设研究》、《国民公论》等刊物上发表很多有关宪政与民主的文章。

　　1940年，应重庆复旦大学校方聘请，赴渝任该校法学院院长兼《文摘》总编辑，加入由蒋介石、周恩来、董必武等组织的宪政实施促进会，担负宪政实施纲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还与黄炎培等发起创办《宪政》月刊，任主编。他团结爱国民主人士，评论时政，座谈国是，要求实行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在重庆产生重要影响。以后，他联合《东方杂志》、《新中华》、《民主世界》、《民主科学》、《中华论坛》等35家杂志，发起组织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反对国民党禁锢进步舆论的“图书杂志原稿检查制度”，掀起拒不登记、拒不送审的浪潮。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46年，受中共委托，与马寅初、翦伯赞、周谷诚等80多位教授组织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联教”)，任副主席。“大联教”在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呼吁停止内战，支持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站在最前面。特别是1947年“五·二○血案”后，他照样鼓动和串联教授、学生开展复旦罢教斗争。国民党下令校长开除30多位“大联教”教授，他挺身而出，以解除自己的院长职务为条件，与复旦大学校长章益达成不开除其他教授的协议。上海解放前夕，他受党组织委托，团结各方面力量，挫败了蒋介石将复旦迁台的计划。

　　1949年，他接到中共中央邀请，转道香港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会，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不久，被选为上海复旦大学第一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北上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钧儒为院长)。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斯里兰卡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曾多次以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身分，访问印度、比利时、民主德国、斯里兰卡、日本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