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长安，笔名翊勋，江苏武进人。出身塾师家庭。4岁入塾读书，14岁读完四书五经，后通读《资治通鉴》、《史记》，选读《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从中领悟历代兴衰治乱的道理。以后，他努力追求新知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想当一名科学家，走科学救国道路。由于家道衰落，一年后无力支付学费被迫辍学，进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技术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打破了他科学救国的梦想，毅然前往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随即参加中国国民党，回武进组织成立第一区党部，任执行委员。武进县党部成立后任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常委兼工人部长等职。1926年经国民党苏常道特派员乔心泉(共产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负责中共常州临时混合(党、团)支部工作(后成立中共常州市独立支部，任干事)。1927年春，率领各机关团体、学生3000余人，迎接北伐军入城。接管县政府后，以县党部常委身分，提出“解除商团武装”、“铲除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武装工人纠察队”、“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市民10项要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常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担任中共武进县委常委(次年2月任书记)的恽逸群，一面坚持组织工人斗争；一面把家中数十亩田地抵押借款得银1000元，创办逸仙中学，作为党的地下据点，积极发展党、团员，培植革命力量。有人讥讽他“卖田借债干革命，长安真是书呆子!”他听了一笑置之。不久，他遭逮捕，解送南京。旋经营救出狱，继续回武进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抗租、减租斗争。次年调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1929年转往浙江萧山湘湖师范学校任教，并先后担任中共萧山县委书记和浙北特委秘书长。这一时期，他在学校和农村建立了十六七个党支部，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100余人。在湘湖师范，他坚决抵制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教育，组织学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吃大户”避荒和抗租减租斗争，从而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当时敌人惊呼：“湘师成了共产党的窝!”“中共浙江省委就在湘师!”反动军警曾3次到湘湖师范搜捕，但得到校长和广大师生掩护，未遭重大损失。

　　1930年，浙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委书记被捕牺牲。他代表特委去上海向东方局汇报请示。东方局决定撤销浙北特委，令他在上海等待分配工作。由于形势变化，一度和党失去联系。1932年8月，他投身上海新闻界，历任新声通讯社记者，《立报》编辑、主笔。1934年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以其对国内外政局特有的洞察力，连续几天撰写评论，预见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不久得到证实。从此，《立报》评论被认为是舆论界的权威而受到外国报刊重视，塔斯社驻沪记者奉命逐日把《立报》评论用电报拍回莫斯科。他赢得了舆论界“慧星”的声誉。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在日伪压迫下，进步报刊纷纷关闭。他奉命留在敌后，进入挂美商招牌出版的《大美报》任编辑，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战斗。同时，党在上海用英商招牌出版《导报》、《译报》，他分别担任主笔、总编辑等职务。除为两报撰写评论外，还为《大美报》、《华美晨报》、《循环报》组织撰写社论。尽管每天都有被捕和暗杀的危险，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夜以继日地工作，使沦陷区的人民从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听到党的声音。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然发表诬蔑抗战、鼓吹投降妥协的汉奸言论。他立即在上海《导报》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予以痛斥，揭露了汪精卫的汉奸嘴脸(不久，汪逆公开投敌)。这是全国报刊上第一篇声讨汉奸汪精卫的檄文，赢得广大读者和国内外舆论界的高度评价。日伪特务曾将他列入黑名单，准备暗杀。1939年，党通知他转移到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香港分社工作，并兼任《二十世纪》杂志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为日军占领，他根据党的指示重返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在潘汉年的领导下，打入《新中国报》和日军特务机关岩井公馆，为党收集、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同时，他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撰文批驳日伪的反动宣传。1944年10月，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备受酷刑。由于他的机智，敌人抓不住任何证据，在日军投降前夕终获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进入苏北解放区。此后曾在苏北、山东等地，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大众日报》、《新民主报》等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并任华中局政治秘书、代理宣传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重返上海，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和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并精心筹建华东新闻学院(自兼院长)、恢复复旦大学新闻系(兼系主任)。

　　1952、1955年，在“三反”运动和所谓“潘杨事件”中，蒙冤被捕，羁押10余年之久，并开除党籍。到1965年，才被假释出狱，派到江苏省盐城阜宁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的折磨。1978年5月调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12月患病逝世。1980年平反昭雪，1982年撤销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

　　恽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素有“活词典”、“百科全书”之誉。在浙北工作时，有一次他应邀到杭州召开的经济学年会采访。经济学家马寅初致开幕词，滔滔发言，不用底稿。恽逸群只是悉心静听。会后凭记忆，很快就写出马老及其他人的发言要点，送马过目，马未增减一字，即认可发稿。第二天，上海各报抢先刊用，而CC系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却报道迟缓，落在上海各报之后。该报负责人以优厚待遇相许，挽他留在杭州工作，被其拒绝。

　　40年代后期，他应《新华文摘》之约，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全凭记忆，写出了颇孚盛名而至今尚为现代史学家推崇的《蒋党真相》。接着，他又全凭记忆，在山东《新民主报》值夜班期间，写出了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的简历及派系等情况，在新闻界传为美谈。

　　恽好学不倦，即使在身处逆境期间，仍努力学习，先后读完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三卷)。他敢于说真话。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他冒着杀身之祸，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言论进行批判，对“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读林彪为《毛主席语录》炮制的《再版前言》时，深感不安，在一封给中央某领导人的信中指出：“武器(指理论)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杀自己兄弟，也可以自杀。”1973年，他以非凡的勇气，奋笔写出《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一文，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用几千年来领袖人物的成功和失败，阐明一条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他列举了许多历史故事和50年来的几个人物来加以说明：“一个据说是从未犯过错误的，叫饶漱石，一个据说一贯正确，叫林彪；一个是天才的领袖，叫陈绍禹；一个发明创造了两句口语：‘信仰主义，要达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达到盲从程度’，叫做周佛海”。他辛辣地揭开曾经笼罩神州大地的幕布，指出“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就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以封住群众的嘴。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为所欲为了”。他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欺骗一个人总比较容易，欺骗多数人就极困难；长期欺骗一个人，虽困难而有可能，要长期欺骗多数人就绝无可能。”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了他的论断。此外，他还写了《论新八股》、《也谈儒家和法家》等文。

　　这些文章，在当时颠倒黑白的时代，几乎每一篇都可以处死刑。但他关心党和人民的命运远远胜过关心自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匮。”他作为一个忠诚坚贞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其秉性是刚正不阿，在任何情况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有一次，他在病榻对一位看望他的教师说：“我的病不要紧，可是国家怎么好啊!”“别人不知道江青的底细，她要做皇帝啦!”“现在的报纸都在撒谎，他们在欺骗人民啊!”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恢复自由，制订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决心修订再版《蒋党真相》，撰写2部《前卅年政事见闻实录》和《民国史话》等书。在他晚年最后一个春节期间，几乎完全放弃了休息，日夜伏案校勘《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但令人惋惜的是，1978年12月，他匆匆离开人世，有些写作计划未能如愿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