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人。出身于钱业家庭。1918年去上海任三新纱厂会计员，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就读于上海商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悬牌执行会计师业务。“五四”运动后，为抵制日商野猪牌蚊香，与人集资600元，设新农除虫菊公司，在常州雇工试种蚊香原料除虫菊，生产国货蚊香，但收效甚微。随后改做化妆品，试制“艳秋霜”雪花膏、花露水、生发油等，仍无进展。在日商三昌洋行工作的同乡赵汝调建议他趁当时提倡戒烟运动的机会，改制戒烟丸。1926年，与赵合资1000元，正式成立新亚化学制药公司(简称新亚药厂)，生产戒烟丸。不久改制人寿水，即星牌十滴水。次年联络亲戚投资，将股本扩大到1万元，推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吴葆之任主席董事，自己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开始制造出我国第一支注射用灭菌蒸馏水。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新亚产品顿时销路大增，获利丰厚。随着该厂日益发展，他于1930年8月租赁麦根海(淮海路)设立较完备的制药厂，生产各种针剂和成药，增开药品配套包装玻璃厂，制造“安瓿”注射针筒及玻璃仪器等，将白克路(凤阳路)公司改为发行所，资本增至5万元，赵汝调任厂长，父许广澄任新亚药厂主席董事(后改称董事长)。“九·一八”以后，新亚产品进一步畅销，先后增设药片、药丸制造部和软膏、浸膏等工厂，至1933年总资本增至25万元，职工达100余人。

　　许既重视经营企业，又重视对产品的宣传。从1929年起，他每年印发《星牌良药集》进行宣传。1932年，出版《新医学杂志》，沟通各地医学情报，每期发行达2万册以上。1938年，许请中医师丁福保为总编辑，出版《国药新声》。次年再请潘仰光等编《健康家庭月刊》。通过各种宣传，促进了产品的销售。

　　1933年，许召集信谊、五洲等7家同业，发起组织上海市制药厂同业公会，并当选第一届主席委员。为使生产与技术同步进行，1936年设立新亚化学药物研究所，聘请东京帝国大学博士曾广为所长，研制有机合成砒素剂、新消梅素。随着业务的扩大，1936年营业额高达100万元以上，成为上海第一家大型药厂。当时除在上海有总公司外，广州、北平都设有分公司，在全国14个大城市还设有办事处，在海外有新加坡、槟城、马尼拉、怡保、马六甲、仰光、雅加达、曼谷等发行所。同年，许到日本参观“武田”、“盐野”等制药厂生产。回国后，想在林肯路建造新厂，因抗日战争爆发，新厂停建。鉴于当时军民用品骤增，遂设新业卫生材料厂，生产橡皮膏、橡皮手套、血压计和药棉、纱布等产品。1938年4月设新亚血清厂，聘美国哈佛大学细菌专家程慕颐为厂长，研制血清、牛痘苗等。许为争取西南市场，在港创办香港新亚药厂，任董事长，派弟冠英任厂长。到1940年，总公司资本已达300万元，购新闸路18幢花园楼房作为新亚总公司新址。同时，设生物研究所，聘哈佛大学细菌博士、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部主任余(左氵右贺)为所长。研制防痨特效剂及新亚青霉素等。以后，增资伪中储券1.2亿元，创办新亚建业公司，作为新亚企业集团投机的中心机构。另外，与蔡声白等组织中国股票公司，从事股票投机买卖，牟取暴利。

　　随着获利增多，先后经他创办或投资合作的厂商企业共达35家之多，成为一个业务庞大、机构复杂的托拉斯式的新亚企业集团。他以新亚建业公司为总枢纽，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工业银行等单位的董事长、总经理，达到了他一生的全盛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设商业统制会，他任理事，并为日人加工制造药品，新亚醇素厂生产的酒精全部由日人包去。1943年，许又与国华投资公司合作，盘进杭州染织厂，改名杭州第一纱厂，任董事长。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新亚曾爆发工人罢工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携资逃往香港，与弟同掌香港新亚药厂，并另办香港中国工业银行和香港新亚联合地产公司。经营未有起色，在与南朝鲜的贸易中又严重亏损，即一蹶不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章士钊等启发回到上海，仍任上海新亚药厂董事长，同时任杭州纱厂总经理。另在杭州筹建一家华侨饭店，为沪杭两地捐款办学作出贡献。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和杭州市人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