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邦彦。武进人。14岁进生顺布号当学徒，后任伙计，后集资1500元在新安镇开设合昌布庄。因经营有方，盈利成倍翻番。到1919年获利达8000余银元，成为殷实商户。旋被推任武进四乡公所副总董。20年代中期，向城中发展，除与人合资在西瀛里经营永昌布行外，还搭股裕民、恒源布厂，实施工、商并举。同时任上海永安水火人寿保险公司常州经理人。经数年经营，在常州工商界遂有影响，当选为武进商会常务董事，一跃成为常州土布业首领。期间，曾代表土布业呈文请求主管部门，对手投梭机、手拉织机和脚踏机织成的土布，实行免税，以便更多的农妇从事这一副业。请求被批准后，进一步促进常州土布业的兴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避居上海，因战前曾投资于上海国光印染厂，从此，专事该厂经营，将国光产的花布，推销到南洋群岛。这一时期，有多人拉拢他回常担任伪职，但都被严加拒绝。抗战胜利后，他回常复业，任武进染织工业同业会理事长，从事染织业的扩大和发展，呈文国民政府财政、实业两部，请求贷款。财政部批令无锡交通银行到常州调查。不久，他与税务局商妥，在盛氏义庄觅得房屋，由上海交通银行来常州开设分行，专门办理工厂信贷业务，使常州布厂全部开工。1946年，当选为武进县商会理事长、常州救火联合会会长。

　　当时，上海市政府设纺织品管理委员会(后改纺织品调查委员会)，从事棉纱配售，仅供上海区域内的棉织业，引起临近城市的不满。他代表常州，与苏州、江阴、常熟的代表集中无锡，成立五县布厂联合会，共商对策，并赴沪向上海市长吴国桢请求一视同仁，并在上海各报刊登告白。后由纺管会调解，按月配给常州280件棉纱。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国民党、三青团头目王超一、高传等劝他离开常州，他一一予以回绝。4月19日，中共武进城市工作委员会给他写信，要他和全城工商界坚守岗位，维持治安秩序等。4月20日，三青团头目虞铭甫夜闯他家，用手枪逼他到商会取1948年购的10支新步枪、子弹(准备自卫用)和金条，以便逃走，他佯装患病厉害，跌倒在地，不能前往，虞急不可待，只好离去，后这些枪支全部上缴给常州市人民政府。

　　1949年4月23日白天，国民党已仓惶逃跑。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城，常州处于“真空”状态。国民党溃散之前造谣说查已离开常州，工商界一时人心惶惶。为戳穿谣传，当天上午他一改乘自备包车进出的习惯，由包车工人季鹤贵扶着，经南大街步行到双桂坊县商会，以安定工商界人心。到商会后，召集各业公会负责人，宣传中共武进城工委信中所阐述的方针、政策，并表示自己的愿望，必须做到“措商市于磐石之安，使居民无匕(上凶下匕)之惊”。以武进救火联合会长名义，召集全城18个区的消防队员佩消防队臂章，持棍上街轮流巡逻，维持地方秩序。在商会内临时设消防办事处，配置50人以备急需。部署各店铺在一周内安排人员通宵值班，夜间装上门灯，通宵照明，以防坏人抢劫。当天深夜，人民解放军入城，在这关键时刻，常州工厂未停工，商店未停业，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历任常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州市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撰有《清末至解放常州工商业略述》、《我所知道的常州钱庄业》等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