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湛，以字行，武进人。他早年就读于冠英小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和慎银行学徒。满师后当伙计。因办事认真，处事灵巧，深得经理卢正衡赏识，被介绍给武进商会会长钱以振做女婿。1917年他脱离和慎，与钱以振、徐果人等在西瀛里单独创办常州商业银行。这时正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货终断，是发展民族工业的有利时机。1919年即大战结束次年，他和钱以振、于定一等集资60万元，在小南门购地68亩，创办常州纱厂(今国棉二厂)，向英国、美国订购纱锭14200枚。向瑞士订购一座500千瓦发电机组。

　　常州纱厂由钱以振任经理，他与于定一任副经理。创办初，他被派往日本纱厂学习办厂经验，又到英国催交纱锭，从中增长很多经营知识。待兴建厂房安装机器时，洋纱、洋布已充斥市场，又因外汇升值，订购的纱锭汇票未结清，开业之初就面临资金困难。1920年，江与人创办富华储蓄银行，举办有奖储蓄，以求吸收社会游资渡过难关。1921年10月，常州纱厂正式投产，生产10——20支棉纱，以仙女、报喜、武进为商标，但销路不畅。1922年，长江流域大水成灾，棉花歉收，市场上出现“花贵纱贱”现象，纱厂经此冲击，再也无法维持，要债人纷纷逼上门来，商业、富华银行被迫倒闭，连钱以振的半园私宅也被债权人查封；于定一多年积蓄亏蚀殆尽。钱、于失去信心，欲将纱厂卖出还债。江上达独挡困难，力主将纱厂租出，用租金还债。1923年2月，常州纱厂租给无锡荣家，改名常州纱厂申新第六纺织公司。

　　这时常州纱厂股东杨翼之(吴县人)因与上海德商西门子洋行买办管子卿较熟，拟在常州发展电力事业。西门子也想在常州扩展业务，创办电厂，但苦于人地生疏，征地困难，需要物色常州实力派人物来协作。于是，江成了他们的合作伙伴。江在政成乡征购300余亩土地，于1923年创办震华电气厂，由管子卿任董事长，杨翼之与他分别任正、副厂长。筹备不到一年，震华电厂于1924年2月正式发电。同时，江还在磨盘桥开设均益电气公司，经销西门子洋行的电器设备和其他商品，并创办《兴业杂志》作业务宣传。

　　江以数年经营电厂所得红利和常州纱厂收受租金及经营的利润，逐渐还清纱厂的大部分债务，其余部分与债权人商妥，折算为债券，于1931年4月将申新纱厂收回，改组为民丰纱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丰纱厂)，由江全面主持厂务。不久，发生“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全面掀起抵制日货高潮，民丰生产的16支、20支纱十分畅销，获利甚多。1933年日商棉纱卷土重来，民丰生产的纱销售呆滞，资金困难。他与苏纶纱厂严庆祥接洽，由严和李耀章增资10万元作周转，并由严、李主持厂务，江自任常务董事。从1934年起，民丰先后添置纱锭布机、漂染机组和一台1000千瓦汽轮发电机，新建织部房、染部房，使民丰成为纺、织、染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到1937年3月，民丰已有纱锭22264枚，布机280台，发电机1500千瓦。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丰厂遭到日机轰炸，厂房机器严重损坏，大部分职工遣散，江避居上海租界。以后，严庆祥因要照料苏纶，民丰改由江和李耀章主持。1938年2月，江派少数人回厂看管，为保全厂产，经南通大生纱厂总经理陈葆初介绍，结识日军南通特务机关长川又，经川介绍，又结识日本右翼团体“神武会”首领大川周明。民丰得日军允许，于1940年12月开始复工。当时棉价下跌，纱价暴涨，因而获得巨额利润，除修整厂房，还清了前中国、上海两银行的长期借款及活期抵押借款本息外，还购进上海4处房地产，意在保值。

　　1941年底，为维护华商利益，摆脱日军“军管”，纺织界上层成立苏浙皖区华商纱厂联合会，推选纱业界“闻人”闻兰亭为理事长，江任副理事长，出面与日方交涉，江经多次奔走疏通，得到川又和大川周明的幕后支持。1942年5月日军将“军管”的华商企业全部发还。从此，他的声誉在棉纺业中大大提高。1943年1月，他充任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汪伪政府配合日军，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作为搜刮物资的总机构，他任理事，充当重要角色。这个委员会下面又设棉花、纱布、米粮、药品等“委员会”。他又是“棉花统制委员会”委员。7月，日方以统制为名，策划把上海工商业所存纱布全部限价收购。他为了棉纺同业和自己企业的利益，与日本军部发生争吵，被禁闭在福州路都城饭店28天。

　　1944年，日军到处强行收购“废铁”，很多华商企业面临“敲锭毁机献铁”的处境，同业十分不安，再次请他出面交涉。他与日本军部商妥，以代织军布为条件，保全了华商企业。同业为感谢他，拟集资为酬。他则提议，将集资的100万元创办上海纺织学院，众推他任董事长。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虽定居上海，但也为常州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1943年横林一带，百余个村庄群众因深受日伪反动官吏征粮盘剥之苦，曾自发组织，集体暴动，攻打伪和平军和日军碉堡，打死敌人多名，并烧毁了伪镇长张仁贤5间新楼房，将军粮全部抢光。日军调兵遣将，准备报复。他闻讯，深知事情闹大对同胞不利，亲自走访“登部队”参谋长近藤，将责任推在伪官吏身上，告知实为伪官贪赃枉法所引起，答应负责筹款偿还被抢军粮的损失。结果，伪江苏粮食局长后大椿，被作为替罪羊枪决，并没收其财产充作被杀日军的抚恤金，此事即告了结。另一件事发生在武进湖塘桥。有一天驻湖塘镇的两名侵华日军被游击队打死，日军派兵将湖塘镇及附近村庄围住，准备在夜间大搜查，老百姓惶惶不安。江得知后，带了大批洋酒洋烟连夜赶回常州，向日军警备队长和参谋长说情，并答应对日军死者家属优厚抚恤，使日军取消了大搜查。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以汉奸案，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结果花了若干金条，得以“因病”保释。这时他的民丰厂经营比较顺利，获利较多。除投资栖霞山江南水泥公司(占资本总额的21%)外，又向美国订购12800枚纱锭，准备扩大生产。1948年，国民党在各地战场上节节败退，江对前景难以预科，将订购的纱锭运往香港，另开上海纱厂。自己也赴港经营。常州解放后，民丰由李耀章主持。江去香港后，通过黄炎培的关系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参加了一些活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与在港办厂的严庆祥等应邀赴京观光。周恩来总理亲自设宴招待了他。1952年香港经济萧条，上海纱厂因拖欠银行借款无力还清而遭清理，被汇丰银行拍卖给汇德丰公司，改名汇德丰纱厂。1953年江回国，定居北京，在清查汉奸案中，他因任过伪职，被人民政府定为经济汉奸，鉴于他曾为民族工业做过有益的工作，特发还民丰厂部份股分20万元，以领取定息养老。1966年3月因肺疾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