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盘发，常州南郊梅龙坝(今茶山乡)人。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读3年私塾。13岁到埠头恒兴布店学徒，3年满师后留店任帐房。清光绪三十年(1904)布店关闭回家，专做土布生意，从马杭收购土布挑到城中出售，从中赚些佣金维持生活。常到东下塘吴寄儒办的晋裕织布局参观，见有利可图，亦具办厂雄心，后与梅龙坝赵家村赵恒大色布店老板赵锦清合资1500元，于光绪三十三年在梅龙坝创办裕纶布厂。蒋光祖任经理，备置30台手拉机和一些摇纱车，生产土布，每日产布15匹。以后，随着生产经营不断扩大，织机增到280台，并配有200台手摇筒纡车和2台经车、2台盘车及手工浆缸、染缸等辅助设备，工人增至600余人，每日产布最多可达150匹，一跃成为本地最大的一家企业。当时该厂用的棉纱，皆为上海日商产的20支阳鹤牌和42支水月牌。生产品种有宁条布、葡萄线呢、丝光呢等。每匹布长5丈、阔2.2尺，产品销往苏浙皖一带。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城内一些殷实布厂为防战祸，先后关闭。裕纶布厂因离城稍远，照常生产，结果得到迅速发展。1912年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武昌局势日趋平静，他把所有积存的棉布，全部运到武汉高价出售，获得丰厚利润。裕纶经数年的悉心经营，利润成倍上翻。到1915年盘结，已有净利4.5万余元。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他觉得手拉机已适应不了企业发展的需要，提出分股、重新增资，扩大生产，并立即被股东认可，1915年在常州东下塘乌衣浜开办大纶机器织布厂(今床单厂)。这时在奔牛开店的刘国钧，亦搭股1万元，成了大纶机器织布厂的股东。此厂总股金共9万元，由他自任经理，刘国钧任协理。大纶开办之初，他为了学习日本的纺织技术，与上海东赉五金公司陈清培(会日语)前往日本参观动力布厂。买回了110台“大英车”(另有10台合机铁木混)和1台浆纱机。机器皆用蒸汽机拖动，开创了常州使用动力机器织布的先河。当时大纶除了动力布机外，还有他与赵锦清等在结束裕纶时分得的180台手拉机仍在使用。大纶总计有300台布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因忙于欧战，一时无力东顾，洋布进口锐减，对民族工业发展极为有利。由于大纶布厂机器设备和生产工艺在本地独此一家，功效明显强于其他手工业厂，生产发展非常顺利，成为本地最有名的一家企业。1919年结算，大纶获利已达20万元。面对飞速发展的企业，又鉴于本地用纱都要靠外地购进，他决定扩资自办一家自纺、自织的企业。1920年2月，他在大南门德安桥旁购地60余亩，重创大纶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今国棉一厂)，任经理。大纶纺织公司计划集资60万元，分3期进行。第一期为17万元，作购置设备定金，定购英国道勃生厂1万锭细纱机；哈格利夫厂1台594匹马力发动机和2座锅炉；笛金生厂150台布机及辅助设备。第二期17万元，用作建造厂房。第三期26万元，准备作流动周转资金，但最后一期未招足。聘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的顾志凌和南通纺织学校的朱遐生为技术指导，负责生产技术，1921年11月正式投产。当时该厂有动力织布机260台，工人1000余名。但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洋货卷土重来，尤其是英国与日本商人相互压价竞争，市场上出现“花贵纱贱”的怪现象。大纶纺织公司受到冲击，棉布销不出去，再加他在上海做棉花交易失败等因素，周转资金发生严重困难。1922年为维持大纶生产，只得以厂房作抵押，向上海保大、利大两银号贷款20万元，充作流动资金。1924年秋，工厂未及转机，遇上江浙战争，大纶被迫停产。1925年秋，工厂无钱偿还借贷，被保大、利大接收，改名大纶久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他数十年经营的资产，亏蚀殆尽。

　　破产后，他回到梅龙坝，依靠一些同事，凑足1.2万元重办协源浆纱、轧布加工厂。这次他取前车之鉴，求稳步发展。在前三四年中，主要以加工为主，赚到一些钱后，才向织造方面发展，陆续添置布机及辅助设备。经几年经营，协源遂具一定规模。到1936年，已拥有280台布机和60余万元资产，除刘国钧、江上达的民丰厂外，协源在纺织行业中，又成为本地一家实力较强的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常州沦陷，协源被迫停产，他隐居上海。1940年他感到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将协源资产分成4份，交给蒋鸿森、蒋鸿文等4个儿子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