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思缄，号抱宏，晚署无碍居士，常州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考取副贡，到广西浔阳书院任主讲兼浔州府记室。后被知府夏敬颐赏识，保举同知，分发桂林，在布政使、按察使及盐务署等部门任职。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任广西百色厅同知、平南县知县、梧州府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期间，一度被两广总督陶模调到广州编练常备军、振新军。

　　他在两广任职时，重视教育。在平南创办武城学堂，广州创办武备学堂，梧州创办府中学堂、中西学堂，龙州创办陆军测绘学堂、边防初级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崇信女子高等小学堂和图书社等，企望通过教育，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光绪三十四年，被调离他任，地方人民专门在龙州文昌阁竖“去思碑”以示怀念。他在广西任职时办事开明。在龙州办的讲武学堂、边防法政学堂，分别请钮永建、曾汝璟任监督。他们都是同盟会成员，将学堂作为秘密活动场所。光绪三十二年，被清政府通缉的黄兴，化名张守正逃到龙州，准备从镇南关潜往国外。庄明知他就是黄兴，不仅不抓，反秘密派人将其送出镇南关，并从破获强盗案中拨四千金作革命费用。直隶总督袁世凯闻知隐情后，曾派人南下调查，但未有结果。

　　光绪三十四年，广西训练新军，他被调到桂林巡抚署任参议兼督练公所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主张练兵先练将，到任第一件事，创办陆军干部学堂。趁去日本参加天皇加冕典礼之机，走访士官学校，邀请即将毕业的同盟会员李书城、王孝缜、孔庚、陈之骥等回国任教官。这些教官把学堂作为培植革命力量的基地，清宣统元年(1909)，准备趁巡抚张鸣岐到校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时，将他扣押，宣布起义。不料被张鸣岐闻到风声，斥责庄招来一些革命党人，责其严肃处理。他看到清政府已处强弩之末，不辞而别，途中致函辞职。

　　他回到常州后，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对粹化女学、冠英小学支持颇多，曾任武阳教育会会长。宣统三年，应上海唐文治邀请，到沪任商船学堂教务长。10月武昌起义，他立即与江浙名流汤寿潜、张謇等在赵凤昌私宅惜阴堂商量。会上，鉴于他过去对黄兴有恩，被推为江浙两省代表，去湖北与革命军接洽。不久，回到上海，传达湖北形势，参与筹划苏沪易帜之事，并取得成功。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推任代理江苏都督(督府设苏州)。任职初，因帮助黄兴襄理军务，驻节南京。当时，新政府刚刚成立，官员中不乏鱼目混珠之人。总统府庶务科长缪思敬利用职务之便，在外贪赃枉法，私封民房，强拿物品，伪称总统府所需，市民怨声载道。他知道后，微服私访，正巧当场碰上缪，将其交军法处审理。消息传出，为缪思敬求情的信函纷至沓来。他认为在民国肇始之际，在首都出此败类，倘不严惩，有损国威，会失民心。为此，他拒绝一切请托，排除干扰，将缪思敬押赴市曹处决，民心大快。孙中山赞他“为民国政府办了件大好事”。嗣后，到苏州上任。

　　他在代理江苏都督期间，曾先后颁发数十道政令，在严禁赌博、通告剪辫、鼓励农业生产、发展民族工业、普及教育和革除社会陋习等方面采取很多措施，为新政权树立形象。当时，新政权财政十分困难，很多章程还未纳入正轨。部属建议发行地方军用券摆脱难关。他极力反对，说“发行军用券，日后成废纸。吾不忍糜烂地方，使百姓遭受苦难。宁去而不为也。”他不仅不肯在管辖范围内这样做，还揭露吴淞军政府发行的“筹饷奖励券”，要南京政府速令停止发行。他主政的原则，“不扰民、不增兵、不借债”，这确为人民认识新政权起到很好的作用。

　　1912年4月，民国政府迁都北京，他辞职移居上海。1913年任南京浦口商埠筹备处督办。同年，他当选约法会议议员，到京任职。1914年3月被袁世凯调任都肃政史，行使监察、检察职权，负责对国务卿、各部总长等高级官吏违法、受贿、滥用职权的弹劾。经他审理的要犯有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贪污)、汉军副都统王治馨(受贿)等，他们分别被撤职查办或枪决。他不畏强暴、敢于碰硬的耿直之名在京家喻户晓。1915年8月，袁世凯不顾民意，怂恿御用团体筹安会，为己称帝制造舆论。他不顾个人安危，率全体肃政史于9月9日，以“动摇国本罪”对该会提出弹劾，并不惧淫威，致书袁世凯，痛陈“帝制不可为，民意不可假，时代潮流不可拂”，坚决要求袁世凯放弃倒行逆施的活动，拒绝袁世凯赠送20万元支票的拉拢。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竖起倒袁大旗，很快得到全国响应。他在全国激昂的反袁浪潮中，再次用公函，请国务卿徐世昌转告袁世凯，劝袁世凯“取消洪宪年号”，撤销“大典筹备处”，停止“参议院活动”，谢罪国人。袁世凯收到他的劝谏，十分恼火，迫令他辞职，并派特务监视他化石桥寓所，不准外出。他趁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看望他时，化装成张的仆人，躲过袁的耳目，逃出北京，居天津德租界。1916年，袁世凯称帝灭亡，他回到北京任审计院院长。

　　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他又历任清室善后委员会监察委员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博物馆馆长、维持委员会副会长等职。1926年，杜锡硅任国务总理时，将维持会改为故宫保管委员会，任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庄为防止这些接管大员混水摸鱼，力主成立点、交两个临时委员会，点一处，交一处，对每件古物进行登记。以后，赵、孙觉得无“油水”，仍让他管理。段祺瑞执政后，故宫管理经费中断，委员长李煜瀛遭通缉，保护故宫博物院的重任落到他一人身上。为了解决500名护宫人员的生计，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3万元钱，平息院工“索薪风潮”。同年10月，奉军张宗昌入京，令部下夜闯故宫“借宿”。他令护宫人员严加把守，免遭古物被抢。

　　北伐战争胜利后，他应江苏省主席钮永建邀请，回苏任《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总纂。历经3年，因经费不足，未能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