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运寅，湖南益阳人，在清宣统元年（1909）任金坛县知县。
《金坛县志》知县名录中有戴运寅之名，但无具体介绍。查上海地方志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二十九年南汇知县叫戴运寅，其姓名、籍贯与后来的金坛知县戴运寅相同，两人应为同一人。
戴运寅当南汇知县时，年轻的黄炎培（中国近代历史名人，解放后当过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在川沙一所小学任校长。当时，沪郊各县开演说会一时成风气，黄炎培在课余也经常外出演讲，针砭时弊，抨击列强，很获民众好评。南汇县新场镇青年听说黄炎培演讲得好，便来邀请黄炎培等前往新场演讲。黄炎培等于1903年六月十八日（阴历）到新场演讲了一次，百里以内，舟车云集，效果很好。他们商定二十三日再来演讲一场。结果，有人密告南汇知县戴运寅，说黄炎培等演说毁谤皇太后（慈禧）、皇上（光绪）。其时，正值《苏报》案发，清廷通令各县缉拿革命党。戴运寅接报后，认为立功的机会来了，便派兵丁于二十三日潜伏在左近。黄炎培等一进演说场，兵丁便一拥而上，将黄炎培等四人拿获，关进了县衙大牢。戴运寅还在南汇贴出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获军火无数……。”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黄炎培等仇满反清思想是有的，但他当时根本不是什么革命党。至于说军火什么的，完全是为了邀功请赏而捏造的罪名。由此可知，戴运寅是个卑鄙奸险之人。
戴运寅同时还飞电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请示如何发落。恩寿电令解省讯办，即要求将囚犯解到苏州（当时省会在苏州），由他亲自审讯。而魏光焘（总督府在南京）则电令就地正法。督、抚电令两歧，戴运寅犯难了，不知执行哪一位的指示。于是，再电请示。那时通讯不发达，办事效率也很低，一来一回便耽搁了三天。
且说黄炎培等被捕后，新场演说会的发起人、邀请人极度惶急。看戴知县的告示，黄炎培等势必要没命了。怎么办呢？他们一想，“老百姓怕官，官怕外国人”，只有利用外国人才能解救。恰巧演说会发起人中有一位基督教堂的牧师陆子庄，于是陆子庄等连夜赶赴上海总教堂求见总牧师美国人步惠廉。步惠廉听说后很同情黄炎培等，就去找老律师佑尼干，让他设法救人。谁知老律师答曰：“你、我都是美国人，一切要通过美领事、上海道等。几个弯下来，四青年恐怕早已人头落地。”众人见律师不肯帮忙，急的没法。同去的商人、浦东中学校长杨斯盛乃是老上海，在旁点拨道：“律师是非钱不行的，空口说白话谁给你出主意？”于是杨斯盛代步惠廉送给律师500两银子“活动费”。果然，火到猪头烂，钱到事情办。佑尼干开口道：“办法是有的：立即雇佣一小汽轮，赶往南汇县，要求保释这几个青年。只要释出，便有办法。”此时已是二十五日下午。
众人急急雇轮星夜前往，到南汇已是二十六日清晨。他们冲进衙门要求见知县。戴运寅从未见过外国人，此时战栗出见。经翻译，戴运寅方知他们是来保释黄炎培等青年的。戴运寅开始不肯，但来人不退，自晨至午赖在县衙不走。衙外围观者已人山人海。戴运寅乃吸鸦片者，一则烟瘾已袭；二则害怕洋人，万一弄僵了，酿成教案，那更不得了。无可奈何之下，他要求步惠廉写下保证——犯人随传随到。他还要求总牧师等加盖指模。原以为加盖指模是耻辱之事，老外不会答允，不料众人一一允下。
黄炎培等被救出狱后，立即登上小火轮驶往上海。他们刚离开半小时，督、抚会衔电令拍至——“就地正法”。所以后来黄炎培称自己是“刀下余生”。且说戴运寅接到电令，知道大事不好。他还力图挽回，于是连夜奔沪，买了一大篮鸡蛋（他知道外国人爱吃鸡蛋）求见步惠廉总牧师，他双手献上鸡蛋，同时要求将黄炎培等交自己带回。戴运寅没带翻译，在场的其他中国人也不给他翻译，步惠廉乐得装着听不懂。这样纠缠了好长时间，毫无结果，戴运寅只得空手而回。
收了500两银子的佑尼干律师急告众人，清政府可能会通过租界来抓黄炎培等，四青年只有赶快出国才能避祸。杨斯盛再次慨然提供川资，送黄炎培等乘船东渡日本去了。戴运寅本来想抓黄炎培等立功升官，不料因此被革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当金坛知县恐怕是后来复出了。
（见《人民政协报》2011年8月14日黄方毅《辛亥革命前夕的父亲》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