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湛，字阆仙，顺天固安（今河北固安县）人，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三月任常州知府，不久他调，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复任常州知府。
杨承湛幼年家贫，他发奋读书，于嘉庆十六年（1811）中进士，与林则徐同榜。出任靖江知县后于道光二年任南汇知县。南汇濒海，西连申江，境内东南一条河流名闸港，潮汐往来，积沙淤塞，自乾隆四十年以后年久失修。道光二年夏，大旱，浦潮不至，支河干涸，杨承湛周览形势，力请上官疏浚。他召集民众，花了五十多天时间，挖河三千二百多丈，使此河深广远超于以往。于此同时，他又治理了福桥港、包家桥港、周浦塘等，民获其利达三十年。乡人额手交庆，盛赞杨公之德，设生祠以祀之，并刻碑竖于河堤。
道光八年，杨承湛调任元和县知县，后任海门同知，苏州府海防同知。青浦民因漕粮聚哄，数千人围县衙。杨承湛奉命前去处置，他乘小船，改换华杆（肩舆），入青浦城，但“众蜂拥，不得进”。杨承湛告知已姓名。因青浦与南汇接壤，青浦人素知其名，众欢呼说：“杨候来了，吾等之事可以解决了。”于是相率散去，此事得以平息。
杨承湛后任川沙同知，常州知府，松江知府，江宁知府等。在常时，“时值水涸，倡捐疏浚城河，商民便之”。（《武进阳湖合志》）
杨承湛在南汇的政绩较为突出，但他也在此碰上过麻烦事：就是多次有人进京上访，当时叫“京控”。好在都是个体上访，没有群体上访。上访者大多为监生等士人，所告的都是胥吏勒折浮收等不法行为。当时全国去“京控”的，江苏人居多；江苏去“京控”的，相当一部分是南汇人。这固然是因为南汇北接上海，士人好读书，尚气节，习于浮华，敢于讲话，其间也会有浮滑者在内，结党聚讼，与官府作对，但也与蠹吏得不到惩治是有关的。
道光时期，社会矛盾非常突出，其中有所谓“两大阵线”现象：一种是官吏，一种是士人。即州县官与吏役勾结，苛虐民众与士人；士人联合起来，裹挟民众以治州县。稍晚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称其亲眼所见，“近年以来，吏与民愈不能以恩义相结，人心日以不靖。近来江、浙漕运（此指民众交纳赋税）已成不治之症”。江苏与南汇“京控”增多便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道光六年，南汇又有一监生叶墉去“京控”，他告的是漕书朱超宗。控告内容有三项：一是因灾蠲免部分仍被征收；二是他被勒令替欠户垫支漕米；三是被无端收押。此案被发回江苏审理。朱超宗等看形势不利，便托人给叶墉一大笔钱（由此可见朱超宗等确实有问题——笔者注），要求他撤诉，叶墉拿钱后便真的撤诉了，官府便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毋庸议”了结了此案。但叶墉也是个奸猾之人，他算了一下帐，扣除了到北京等地拉关系等支出外，他这次“京控”还赚到了不少钱。他从中发现了商机，于是开始包讼渔利。他在苏州开了一家寓店，召请讼师加盟，为南汇、上海一带打官司的人，特别是去“京控”的，提供一条龙全程服务。叶墉在苏州包揽词讼的消息，很快传遍南汇城乡，慕名而来的络绎于途。但好景不长，道光七年，道光皇帝通谕各省督抚要处理好“京控”案件，“如系刁衿恶棍，藉端妄告，即从严究坐，以惩刁诬；傥所控属实，亦当将奸胥墨吏，严行惩治”。江苏官员接谕后，并没有彻查本省蠹吏加征舞弊的情况，而是雷厉风行，将包揽词讼者实施抓捕，希翼从源头上遏止江苏“京控”。叶墉立即被抓，定案为“一伙讼棍，内外沟通，串唆图诈，以致控案络绎，拖累无辜，大为地方之害”。叶墉被杖一百，充军到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朱超宗也被杖一百，徒刑三年，不过罪名不是因贪墨，而是行贿送钱给叶墉私了上次“京控”案。
没有证据说杨承湛与朱超宗等胥吏勾结在一起。但他在任时，南汇“京控”增多；奸猾胥吏未得到惩治。叶墉后来被抓时，在他客寓搜出书信、稿底等，内有“与杨姓不合，亦欲相帮”之类字样，江苏巡抚陶澍奏报时认为“词意显与该县作对，找帮讦告”，也即想办法将杨排挤出去。由此可见，杨承湛与当时官场上大多数成员一样，是站在胥吏一边的。不过，当时官场就是那样的生态系统，也不能过分责怪杨承湛。地方志对他的评论是“淳明笃实，历练安详”。
（见《固安县志》，林乾《从叶墉包讼案看讼师的活动方式及特点》，赵复兴《江宁知府杨承湛》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