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任武进县知县。
姚莹于嘉庆十三年（1808）中进士，后入粤督百龄幕府。嘉庆二十一年任福建平和县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福建龙溪知县，无论贫富，秉公断狱，漳人大悦，被誉称“闽吏第一”。嘉庆二十四年调任台湾知县，后任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通判。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捐款助修台南学府，改作邱山书院，大力鼓励垦荒，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团结友好，对开发此地作出积极贡献，因而深得民心，声震一时。后因别案受害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姚莹生活俭朴，一身廉正，两袖清风，他解职离开台湾时，父亲逝世于鹿耳门，抵福州后，拟“谋其父灵榇及亲属返桐城”，竟以贫困不能成行，后得到其友人闽浙总督的资助才得成行。姚莹于道光十一年三月至京都，与龚自珍、魏源等相交游，讲究经世之学，关注国计民生和时政利弊。道光十二年至十四年，姚莹先后任武进知县和元和知县。在武进时，“政治明敏，慈惠好施，捐造风神庙以冀雨旸时若，浚孟渎河”。他负责完成了孟河、德胜、藻江三河疏浚的重大工程。道光皇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姚升为高邮知州，未到位便调任淮南盐监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道光皇帝召见姚莹，“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是次年授其为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他在任上注重文教，即使军务非常繁忙之时，“犹不忘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业诸生学习”。嘉义县发生大地震时，他立即开展救灾工作，并与达洪阿带头捐出养廉银，推动社会捐助，因此他深得当地民众信赖。后来他被革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二十余里，”可见其威信之高。
姚莹是近代文学家，他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姚鼐的从孙，名列所谓“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古文家。他的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他的文章除阐释情理者外，包括书信、传记、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学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及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他的诗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姚莹最著名于世的是他在台湾抗击英军入侵。他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除、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姚莹于1837年第二次抵台。当时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姚莹至台后，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对姚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祸福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为以后战胜英军入侵创造了条件。
道光十八年，清廷开始查禁鸦片，姚莹积极支持、大力查办。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与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加紧训练军队，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组织团练乡勇使之协防，清除汉奸，稳定后方，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等。后来从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莹带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军入侵共取得五战五胜的辉煌战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岸上炮台及民房，中国守军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二是1842年3月，英舰“安因”号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气焰非常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他们将英舰诱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然后发起进攻，结果大败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台湾抗英，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惊中外，道光皇帝也曾多次嘉奖。
在鸦片战争中，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抗英主战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功臣，在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时，从未打过一次败仗，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他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因屡次战败而丢城失地，并在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的影响下，而终于在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英军头目璞鼎查便以此要挟，污蔑姚莹、达洪河“枉杀”其“纽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政府将其正法，“以命抵偿”。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和讹诈。“难民”怎么会乘了军舰跑到台湾去呢？但是耆英等被英国人吓破了胆，便勾结在朝大臣穆彰阿等充当侵略者帮凶，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因决裂”。结果姚莹、达洪阿不仅未受重赏，反被革职查办，关进了北京刑部大牢。耆英还写信给朝中，“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但毕竟公道自在人心，姚莹入狱后，“台谏交章论救”。迫于舆论强大的压力，清廷不敢重处姚莹。后来放他出狱，以同知衙贬往川藏。但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姚莹每到一地，都注重对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的观察。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记载了台湾一些地区的人文历史、地理状况，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被贬往川、藏后，他虽处逆境，但仍然心怀国家，在考察西藏后写了《康輏纪行》十五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还非常有远见的提醒要防范英国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
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皇帝即位后，因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姚莹和林则徐同时被起用，他被授为湖北盐法道，未行，擢为广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广西参与向荣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办粮台，尾随太平军至湖南，病死军中，年六十八。他生平著作有《中复堂全集》等。（见谢贵文《清代台湾循吏姚莹的治安事功》，顾力仁《台湾历史人物小传》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