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大经，字敷五（红山？），广东新会人，在清乾隆五十四年（1791）二月至五十六年三月任武进知县。
谭大经于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后做过多处知县，除武进县外还有五十一年任如皋知县（《如皋县志》），五十二年任临安知县（《清代浙江官员名录》），五十六年任奉贤知县（《奉贤县志》）等。他在任口碑不错，如在武进，“以儒术为治，拊循士民，如慈父母之爱其子，听讼不轻用鞭朴，委曲开导，必求得情，即极愚顽，无不输诚悦服。三年去任，民欲留之，不果，有随舆泣送数十里者”。说明他比较得民心。他还组织“疏浚孟渎、得胜二河”。
谭大经在如皋时，侦破过一件命案很有名：如皋城内有一人姓顾，排行第二，因脸上有麻子，浑名“顾二麻子”，以卖熟驴肉为业。其妻不轨，与奸夫周五合谋杀死了顾二麻子并分尸，将其肉混在驴肉中卖出。其骨骼被抛弃在城墙外的乱坟场里，被过路人发现后报官。官府派仵作（旧时官衙检验死者的人员）验看，确系人骨。谭大经便细心侦查，得知顾二麻子已失踪，便将其妻抓来。但犯人不招供。谭大经便诚心斋戒，宿到城隍庙里，第二天便说城隍已托梦给他说顾妻就是凶手——这种方法叫“宿斋”，古代官府常利用作案者心虚，用这种精神威慑的方法以求供词。顾妻果然招供了，命案得以告破。谭大经因此声名大噪，后来有人将此事编成戏剧来演。“顾二麻子——熟人”，便成为如皋的歇后语。
谭大经后告老还乡，却不慎陷入了是非旋涡。广州此前已有商行专门为外国人做买卖。新会人卢观恒，出身贫寒，40多岁还未有妻室，后去广州谋生，替人看守歇业的店铺。因有外商运货到广州发售，受到广州行商压价，外商不肯贱卖，便租借卢观恒所看守的空铺存放货物，并订定各货价目，委托卢代为出售。卢经营有术，将货全部售清。因此，取得外商信任，以后便陆续运货到广州，均托卢代售。这样一来，卢观恒的生意越做越大，便正式成立商行，取名“广利”。他不仅承销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从事鸦片贸易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公司）的货物，也大量从内地购货出口。后来他成了广州首席行商和广州商行的首领。卢观恒发财后，也为家乡新会做过些善事，如设立义学、义田等。
1812年卢观恒去世，其子卢文锦接班。卢文锦为了炫耀其家，便以其父办义学义田，有功桑梓为由，要求将其父入祀乡贤祠。为达目的，他以重金贿赂广东各级地方官吏，新会知县吉安等都附和其说。谭大经其时在家，也积极参与进来，他罗致了一批新会士绅签名，要求将卢观恒入祠乡贤祠。广东巡抚董教增、布政使赵宜喜见有知县申请、士绅赞同，便顺水推舟，张扬其事，将此报朝廷审批。1815年5月，嘉庆皇帝下旨准许将卢观恒列入新会乡贤祠。
明清时期，凡有品学德行的人，死后由大吏提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设于学宫内，每年春秋二季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因此，能成为乡贤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卢文锦接旨后得意忘形，便大摆宴席，设饮唱戏，极其奢华。
此事引起新会一些士绅强烈不满，认为卢观恒不读书、不识字，又同堂兄争田产（据说事实不足），拔其兄发辫，又用300金买其案，这样的人怎么能入乡贤祠呢？于是各大书院都出现揭发此事的举报信。越华书院诸生黄培生等便将此抄录成一卷书，交给书院掌教，掌教不收，建议他们呈送总督。黄培生等因自己是生员身份，不适合上呈，使去动员番禺举人刘华东上告。刘华东得知此事，愤然曰：“此何地，而令牙侩厕其间，吾辈所读何书，岂容缄默！”他便上书总督蒋攸铦。蒋认为皇帝已有旨，便退还刘的上书。刘不服，便与新会举人唐寅亮等人将上总督书题名为《草茅坐论》刊印，到处散发，攻击卢观恒“不学诗，不学礼，身不行道，皆弃于孔子者也。……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为富不仁，蹠之徒也”。他们还组织二百多个士子前往郡学乡贤祠伏地痛哭，震天动地。此事便越闹越大，成为轰动全国的“入祀乡贤祠案”。最后嘉庆皇帝也知道了，便特派钦差大学士章煦、侍郎熙昌前来调查此案。
此案自事始到案结经过十个月，最后各打五十大板。1816年2月，皇帝下圣旨：将卢观恒滥祀乡贤祠的“木主”撤出；革去刘华东举人头衔；摘去卢文锦顶戴；结保之巡抚、藩司（布政使）等各级官员、士坤分别降级、罚俸。谭文经受何种处分不清楚，估计应在降级罚俸之列。
（见《武进阳湖合志》、《如皋民间歇后语选编》，黄景听《清代广州商行卢观恒入祀乡贤案》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