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体坤，山西人，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时任金坛知县。
顺治十六年，坚持在福建厦门一带抗清的郑成功联合另一抗清名将张煌言，起兵十五万，乘船从崇明口驰入长江，六月攻克镇江，直逼江宁（今南京），远近大震。
金坛知县任体坤此前与当地人王重、袁大受等一批土豪劣绅勾结一起，朋比为奸，百姓苦不堪言。蒋太初、蔡默等十名生员（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称为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激于义愤，曾联名具帖向上级官府控告他们，因此，任体坤、王重、袁大受等对这些生员恨之入骨。郑军占领镇江后，大造声势，到处宣传要“逐贪官，锄豪绅”，且要“毙其人而焚其庐”。任体坤等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任偷偷缝制了一件僧衫穿在身上，企图假装和尚，伺机逃跑。恰在此时，郑军派在丹徒起事响应郑军的王再兴来金坛联络招降之事，王重便和在京做官、当时正回乡休息的王明试等打开城门让其进来。任体坤便在文庙明伦堂召集众乡绅商议对策，最后决定派生员虞巽吉等八人前往镇江缴粮纳款，让郑军不来金坛，以作缓兵之计。同时，任体坤又给上级抚臣上了一份密揭，谎称金坛士民要投降造反，随后，他将府库存银全部卷走一空，慌张逃跑，躲藏起来。
不久，郑成功进攻南京时失败，退回福建沿海去了。清军收复镇江等地，此后，凡迎降、倒戈响应郑成功者，清廷均以“通海”（勾通海寇之意）论处。这就是江南一带“通海案”的由来。
局势平定下来后，任体坤又回到金坛。他贿赂王重、袁大受二人，让他们去镇江拜见巡按马胜声，为他掩盖投降及弃城逃跑的罪行。王重、袁大受便将此前派往镇江的生员连同此前联名控告他们的十名生员，另加平素有仇怨之人，开列了三十八人名单，交给马胜声，告发他们“私通海寇”。另外，又上一份帖子说金坛富绅于元凯亦“通海”，直接控告到两江总督郎廷佐处。郎廷佐便让姚延著来审理此案。
姚廷著，字象悬，浙江乌程人，顺治六年进士，后任广西庆远知府，随清军南征明永历帝，守柳州有功。又调守平乐，升为广东岭南道副使，安抚僮寨有功，升为江南按察使。郑成功入围江宁时，他辅佑郎廷佐守城。城内发现有“羊尾党”（反清的民间组织），株连至数百人，姚延著对郎廷佐说：“敌军就在城外，不可以兴大狱，摇人心。”郎廷佐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他救了很多人的命。当时江宁城内人心浮动，民间有宿怨的，便诬告对方通敌，姚延著严治反坐，“多所全活”，做到了“安辑危城，闾阎不扰”。
金坛之案兴起时，姚延著已升为河南左布政使，还未上任，正丁忧在家。接到郎廷佐之命后，他拘捕了金坛县吏李钟秀等，将情况讯问调查得很清楚，便上报结案，仅想处死任体坤，其余的人都减罪处分。谁知袁大受不接受，反而“腾书京师”即写信到京师喊冤，定要“速置十生于死地”，还要把其他人也牵扯进去，一起除掉，并攻击姚延著。都察院御史冯斑了解情况后，将王重、袁大受、王明诗等一同列为要犯，上报顺治帝，要求重审此案。于是顺治皇帝便重新派刑、户两部侍郎会同新任江宁巡抚朱国治审理此案。顺治时为政本来就很严酷，朱国治又是个酷吏，审理此案时便宁滥勿纵。到顺治十八年，此案结案：王重、袁大受以“叛逆”大罪，被凌迟处死；王明试以及在明伦堂议单上签字的士绅，还有被派去镇江纳降送款的共计六十一人，全部斩首；任体坤判绞刑。发配抄没的六十余家。《明季南略》载：“金坛因海寇一案，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指严笔记三则•红花铺》谓：“清顺治十六年间，江南有十大案，杀人如麻，其惨愈于兵燹，所谓抗粮、哭庙等，虽株连蔓抄，犹其小者，而唯海上案之被祸者尤多。”
当初姚延著处理此案时，“不欲于无事中生事，更不欲以灭门事发于夤宫，恐株连不已”，用心是平和的，但他却因此受牵连。巡按何可化上奏说姚延著包庇罪人，并说他以前也数次放纵罪人，结果姚也被处绞刑。当初，郑成功围困江宁时，清军总管喀喀木负责守城，城里有人登高望远，巡逻的清军将其抓来，喀喀木便说他是郑军的间谍，要杀死他，姚延著为此力争，才保住此人性命；喀喀木的士兵骚扰城市，姚延著捕来杖死了他；喀喀木的吏卒私抢逃难进城的妇女，姚延著亲自去处理，放还一千七百多人，因此喀喀木深恨姚延著。此时喀喀木正主持江宁军事，因打败郑军，朝廷很倚重他，他的威权极重。姚延著被杀，民间都说这是喀喀木主使。姚延著被杀之日，江宁为之罢市，士民纷纷哭送；丧归，数百里祭奠不绝；老百姓还在鸡鸣山下建祠私祀他。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见闻毅《揭秘清初江南第一冤案》，李景屏《清代十大冤案》，《清史稿•姚延著传》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