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周禄，字半石，黄岗（今湖北黄岗）人，在明崇祯四年（1631）至六年任常州知府。
洪周禄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先做户部主事，后任常州知府。崇祯六年他“解绶归里”，常州地方志说他“降调去”。为什么他“解绶归里”或被“降调去”？未有资料记载，但联系到当时宜兴发生的一次民变事件，或许可以找出些端倪。
崇祯六年正月，常州府下属宜兴县发生大规模民变。起因是宜兴豪绅陈一教纵容恶奴“收租勒耗、翻债收盈，甚至锁拷而逼写田地，计陷而吞占子女”。他们在勒索过程中，还手持官府捕人的“拘票”进行恐吓，导致民怨沸腾。老百姓忍无可忍，遂自发组织起来，追杀恶奴不获，便焚烧了恶奴的房子，接着又将陈一教在张渚、和桥，川埠等处的房子焚毁殆尽，并将陈氏祖坟刨掘。一些地方也哄抢和焚烧了其他富户的家。宜兴民变还波及到邻近的武进、溧阳、金坛三县。
在民变爆发伊始，宜兴知县童兆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想亲自到民变现场进行调解，试图迅速平息之。但为时已晚，“不知烈焰之余，不能扑燎原之势”，他虽然派兵将民变领导人及趁火打劫之徒抓了几个，但依然无济于事。民变愈演愈烈，乡民“声言次第欲更焚某庄、更掘某坟，又恐吓劫狱，致该县城门昼闭”，宜兴县内人心惶惶。
面对参与民变的民众“白昼攻剽，官不能禁”的状态，有些朝廷官员主张武力镇压，但被一些有识之士阻止，他们启用较得民心的原任宜兴知县、后任苏松按察副使的蒋英和常州知府洪周禄、推官吴兆莹（《武阳合志》称其“名廉平，狱无冤”。崇祯十四至十五年任常州知府），急赴宜兴处置。蒋、洪等人采取了疏导为主的措施：首先大开城门，接受纷至而来的百姓告状；同时释放了被抓的民变领导人，“随提在监诸犯，挞惩首恶，释去胁从”；又“惩豪家僮客数人，令乱民自献其首恶”，“将豪奴姓名榜示四门，悬赏缉捕”；同时又抓捕借民变浑水摸鱼、趁火打劫者。这一系列举措，使宜兴民变事态很快缓解下来，武进、溧阳、金坛的民变也迅速平息。
对这一次宜兴民变的原因，常州府（也就是洪周禄、吴兆莹等）认为“衅酿于豪奴，祸发于禁头”。所谓“衅酿于豪奴”，是说陈一教纵容豪奴横行不法，仗势欺人，鱼肉乡里，激起民愤而引发群体性事件。所谓“祸发于禁头”，则是指时任宜兴知县的童兆登以“拘票”谬付豪奴之手，此辈执票恐吓，益挑众怒。“拘票”(拘捕证）是官府捕人的凭证，本该由官府人员持有，但陈氏家奴却持有“拘票”，狐假虎威，恐吓乡民，以致引发民变，童兆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洪周禄等将造成宜兴民变的原因归结为二句话：一是豪绅不法，二是官员枉法。这是非常正确的。他们对事件的处理也是妥当的，是主持正义的，但也因此得罪了陈一教等豪绅以及他们背后的官宦势力。陈一教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曾任过浙江参政等职。他的长子陈于泰是崇祯四年状元，时任翰林院修撰；次子陈于鼎是崇祯元年进士，时任翰林院编修。而其姻亲周延儒为崇祯时的内阁首辅。如此显赫的科举世家和深厚的政治背景，使陈氏成为宜兴显赫的豪强势族，其家的土地不仅遍布宜兴，而且在外地也很多（据清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十六载：仅陈于鼎一支，入清后在武进、无锡、高邮、江都、丹阳等州县，仍然拥有大量的房屋田产和奴仆）。至于童兆登是否与陈一教有勾结，未见明文记载。但童是崇祯四年进士，此科的状元，即是陈一教之子陈于泰，因此童兆登与陈于泰有“同年”之情，加上陈氏显赫的政治背景和地方影响，童兆登将“拘票”给陈氏用，巴结陈氏之心是明显的。
洪周禄得罪的是如此豪强势家，所以他后来不管是“降调去”也好，还是看到官场黑暗，主动辞职，“解绶归里”也好，当是必然的吧！还有一位处理宜兴民变事件的主角蒋英也是如此，《明史•蒋英传》称周延儒与陈氏有连，衔英，再贬两轶，遂归。”
洪周禄回乡后不再出来做官，“肆志诗文，行、草书妙绝一时，为董其昌所赏。”他有书法作品存世。
（见《湖广通志》，明祁彪佳《宜焚全稿》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