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述古,字信甫,号中嵩,河南禹州(今属开封)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至三十四年任常州知府。
王述古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任富阳、崇德、内丘县令,刑部主事、郎中,常州知府,保定知府,山西阳和兵备副使,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等。
王述古也是明东林党代表人物、无锡人高攀龙所称赞的万历时常州二贤守之一(另一人为欧阳东凤,见上文),但他在常州所做的实事记载下来的不多,《武进阳湖合志•名宦传》称他“卓荦有丰棱,望之知不可苟匿者,巨室敛手。学使者决科,欲以岁考例从事,公曰:诸生已经收录,若复降斥,则规避者反瓦全矣。案已下,力请无发。士感之,立碑记其事”。他为争取学子的名额全力以赴,得到学子们的感戴。
王述古当官不屑薄书等琐碎之事,而是力持大体。做人则刚正不阿,极有个性。“君子至其邑,(他)倒履奉教,不啻饥者之得珍羞,贫者之得珠贝”。对庸俗之人,则不屑一顾。守常州时,“栖夷廉静,守一正以抑百邪。”大义所在,“当路欲移毛发不可”,“不入乡绅一竿牍,不听县官一揭请”,即使全国都非议,他也全然不顾。一次皇帝的尚衣大珰(有权势的太监)道经常州,他“绝不与一介”,即不与太监见面接待。太监很恼怒,回京后便向朝廷执政者告状要处理他。执政者令有关部门官员按问此事,王述古居然答复说:“幸语按君,勿以侧媚相望”,劝按察他的人不要拍马屁。他的刚直大都类此。
王述古最出名的是他在任刑部郎中时审“妖书案”中的表现。
万历皇帝朱翊钧亲政以后,为立太子问题犹豫了多年。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因皇后无子,也就是没有嫡子,那就该立皇长子朱常洛。但朱常洛是宫女所生,不受朱翊钧喜欢,皇二子又早夭,只有皇三子朱常洵是朱翊钧的宠妃郑贵妃所生,最受朱翊钧喜欢。朱翊钧心中想立的太子其实是朱常洵,但朝中大臣大半反对,为此还闹了几次风波。立太子问题一拖再拖,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翊钧终于立二十岁的朱常洛为太子。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是很不稳固的,据说郑贵妃及其党羽日思夜想地想改立朱常洵为太子,他们掀起的风潮,就是所谓“妖书案”。
万历三十一年,京城一夜之间流传起了一本书,叫《续忧危竑议》。说它是“书”其实很勉强,它只是一篇一千字不到的文章。该文冒用两名官员之名为作者,以一个名叫郑福成的答客人问的形式,说福王(朱常洵已被封为福王)改立为太子之事一定会成功。这里的郑福成之名也是编出来的,就是郑贵妃改立福王为太子必成之意。文中点了郑贵妃以及朝中九位大臣之名,称之为“十乱”,说他们正阴谋拥立福王为太子。还评论此前提议立朱常洛为太子的现任内阁首辅沈一贯为人阴贼,是“有福自己享受,有祸远远躲开”之人,是根本靠不住的。此文的主旨是揭露所谓改立福王为太子的阴谋,杀伤力极大。不知何人在京城趁夜将此书广为散发,第二天一早,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是,朝野为之震动。
万历皇帝知道了此事后,极为震怒,立刻下旨缉拿作案者。于是东厂(宫廷秘密警察)、锦衣卫(国家宪兵)和五城巡捕衙门(首都公安)一齐出动,把这作为天字第一号大案来抓。不久,抓到了一个游医沈令誉,身上有一批乱七八糟的文稿,好像有重大嫌疑。内阁首辅沈一贯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沈令誉是原礼部侍郎郭正域的门客。沈一贯此人确实很“阴贼”,此时便想把郭正域牵扯进此案来,然后再扳倒郭的老师、内阁次辅沈鲤,因他与郭正域、沈鲤有矛盾。其实沈一贯也是郭正域的老师,郭正域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后,便选为庶吉士(明代学衔,考中进士后继续深造),沈一贯即是庶吉士教习,两人是师生关系。而沈鲤是郭正域考进士时的主考官,两人也是师生关系。不过郭正域是个正人君子,看不惯沈一贯的为人,对他敬而远之,对沈鲤则非常敬重,沈一贯便怀恨在心。后郭正域在朝中为官,因政见不同,与沈一贯起过冲突,沈一贯更加恼怒。此时郭正域已辞官,正在回乡途中。沈一贯便令人在途中扣留住郭正域,又将与郭正域比较接近的一批人抓起来严刑拷打。还派兵包围了沈鲤的住宅三天三夜,直到万历知道此事后,急忙下令进行干预(沈鲤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兵丁才撤了围。但对郭正域亲近之人的刑讯逼供照常进行。
沈一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原来,万历帝是明朝最懒的皇帝,他从万历十三年刚亲政三年起,就甩手不干了。用常州籍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话说,万历“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奏章,中外缺官也不补”,自动放弃了皇帝的职责。他借口有病,躲在深宫里,成天与宦官、宫女泡在一起,逢酒必喝,每喝必醉,“日饮不足,继之以夜”,如此怠工了30余年,再未跨出过紫禁城一步。所以沈一贯敢于弄权。
但沈一贯显然打错了算盘。沈鲤是万历皇帝的老师,郭正域也是现太子朱常洛的老师,两人都有很硬的靠山且不说,就是被抓来的郭正域的门客、同乡等一批人包括沈令誉在内,除个别人被收买胡说一通外,其余人员经严刑拷打,被打得奄奄一息,甚至被拷掠至死,都坚不承认作“妖书”,更不肯诬陷郭正域。案件根本突破不下去。
后来,沈一贯等抓到了一个顺天府的秀才叫皦生光,此人是个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文人,被外界视为“妖人”。皦生光被抓后,起先也坚不承认作什么“妖书”。有人授意他攀扯上郭正域,他倒还有些良知,坚决不肯构陷。后来他被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只得自诬服做假供说“妖书”是自己所作,但也不肯诬陷他人,于是厂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准备就此结案。
王述古就参与了此次“三堂会审”。刑部尚书萧大亨是沈一贯的亲信,此时得沈一贯的授意,便从袖中摸出一张纸条,递给主审官王述古。王述古接过一看,见上面写道:“解脱皦生光,归罪郭正域。”萧大亨是王述古的顶头上司,但王述古不听他的,顶撞他道:“案情不出自囚犯口中,出自你的衣袖中吗?”便将纸条往地上一扔,不予理睬,弄得萧大亨等狼狈不堪。郭正域等人终于全部解脱。至于“妖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实际上一直未搞清楚,成了千古迷案。
王述古由于非常耿直,“以是不谐于世”,当然不为权贵所喜。他本来“奉旨遇巡抚缺推用”,但当政者迟迟不提升他,后来他死于阳和。王述古与高攀龙、欧阳东凤以及常州人薛敷教都是同年(万历十七年)进士,都以道义自勉,“毋为不义”,四人相交很深。王述古编有《诗筌》六卷。
(见明高攀龙《高子遗书》,《禹州市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