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滋（《明史》作李幼孜）（1514-1584），字元树，号义河，荆州府应城县（今湖北应城）人，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常州知府。
李幼滋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先任翰林院行走。嘉靖二十九年，鞑靼俺答军兵临北京城下，当朝权臣严嵩严令不准出击，用“开马市”、“封鞑靼”等笼络敌军，想让俺答军掠饱了自己退走。满朝噤若寒蝉，只有官职很小的李幼滋上书：“敌垒卑小，宜于垣上修筑高台，营建房履，以栖火器”（见《雍正应城县志》），主张用武力清剿鞑靼军。谁知因此得罪了权贵，被贬为邵武县丞。后来他做过安庆推官，汝宁同知，淮安知府，常州知府，户部郎中（给事中），陕西潼关、河北井陉兵备副使，湖南按察使，大理寺卿，户部侍郎等。《武进阳湖合志•名宦传》称赞他在常州的功绩：“时自琼州陈实为守后，垂十六年（此误。李幼滋任职距陈实时已四十多年——笔者注），无以化导为意者。幼滋至，以风化为己任，十日一率诸生及孝廉有志者，会城南永庆寺，竟日商订，每令人寻孔颜乐处，因为贤哉回也章讲义示诸生。又筑精微堂于寺南高阜，为游息之所，而为之记，士多欣然向学。”说明他很重视教化工作。
李幼滋与后来万历朝担任内阁首辅、力推“万历新政”的张居正是莫逆之交，人们称他们为“四同”之友：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李幼滋是湖北应城人，是同乡；两人于嘉靖十九年（1540）一起中举，又于嘉靖二十六年一起考中进士，是同年；考中进士后，两人同时供职翰林院，是同朝；以后几十年宦海生涯中，两人志同道合，相携相助，是同志（张居正在诗作中直言不讳地称他的政治朋友为“诸同志”，现在我们“同志”的称呼就是从张居正处学来的吧？）张居正休假回家时，专赴应城拜访李家；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月，张居正还约同李幼滋等同游了湖南衡山。于此可见他们关系非同一般。还有一例可以说明：张居正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李幼滋是位诙谐幽默的谈家，体型肥胖，笑容可掬，酒量大，茶瘾深。张居正戏称他为“三壶清客”（指酒壶、茶壶、便壶不离身）。这是张居正平生开的最大的玩笑，不是好朋友是不会开这样的玩笑的。
在张居正上台当首相和以后的“万历新政”中，李幼滋都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和得力干将。隆庆六年（1572），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登基，朝廷大权掌握在其生母李贵妃和权阉冯保的手中。此时的内阁首辅是高拱，与李贵妃和冯保的关系都不好。时任次辅的张居正乘机笼络李贵妃与冯保，力谋扳倒高拱。但扳倒高拱也必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恰好此时发觉高拱的门生、两广总督李延有大肆贪污军饷之事，张居正等便先免了李延之职，改任殷正茂为两广总督。但这还不足以让高拱下台，必须拿到李延勾结高拱的真凭实据才行。这时李幼滋就出头立功了——当然肯定是受人指使的。下面之事很富戏剧性：李幼滋当时是湖南按察使，即主管全省司法、监察的负责人。在李延离开广西庆远的军营黯然返乡前，李幼滋即化装到庆远找到了履新不久的殷正茂，掌握了李延返乡的路线。他吃准李延经过衡山时，定会到庙中祈求平安，便在此设伏阻击。谁知高拱也不闲着，他也算准李延会到衡山进香，便从死牢中放出一名被称作大侠的杀手，让他去衡山“吓吓”李延。李延果真到衡山庙拜佛，那大侠先动手，他知道高拱所谓“吓吓”就是杀人灭口的意思，便一刀杀了李延，然后逃走了，但却没有完成最主要的任务——拿走李延的东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幼滋后到，却不费什么力气便顺利拿到了李延贪污军饷、贿赂高拱的证据。此事报到张居正那里，张居正大喜，立即将此上报，于是，高拱立即被罢职回河南老家闲居，张居正顺利登上了大明首辅的宝座。
不久，有一个叫王大臣的人携剑闯入乾清宫行刺万历小皇帝，被冯保控制的东厂抓了个现行。冯保便和张居正商量，打算诬陷高拱为此事的主使人，借此诛灭高氏。李幼滋此时正重病卧床，听后大惊，立即抱病去见张居正，对他说：“朝廷掳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厂中（即冯保控制的特务机关东厂）称主使者即是高老，万代恶名必归于公。”李幼滋头脑很清醒、明智，知道张居正如果这样做必定声名大挫，且将激起高拱一党的强烈怨恨，于他很不利，于是劝谏张居正立即收手。张居正也果真听从了他的意见。第二天王大臣即中毒而哑，数日后被处死（《万历起居注》）。高拱得以保全，善居乡里；他的门生故旧也被震慑而收敛。一场不知将有多少人头落地的悲剧，终于没有上演。李幼滋在其中发挥了息事宁人、周全大局的作用，大家都心知肚明，都很感激他——当然，从根本上说，李幼滋是为了维护张居正的地位和威信。
万历五年（1577），正在起劲地推行“万历新政” 包括改革吏治、推行考试法和清丈土地、清理王公贵戚隐瞒的庄田、推行按亩征银的一条鞭法等措施的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明朝官僚制度，在职官员父母丧亡必须辞职回乡为父母守制27个月，称“丁忧”；如遇朝中特别变故，由皇帝特定，不许辞职，称为“夺情”。身在封建宗法社会，张居正当然不得违反祖制，只得请求辞职回乡“丁忧”，但万历皇帝不准。时任户部侍郎兼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李幼滋立即上疏主张张居正“夺情”。许多守旧派强烈反对，极力推动张居正返乡守丧。结果引起“天威（万历帝）震怒”，多位大臣被打得死去活来。因此而获罪的官员求李幼滋出面做工作，李幼滋说：“今师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若竖儒腐生安能知之。”（《万历邸抄》）坚决不为这些人讲情，硬是借皇帝的棍子打下了他们的气焰。张居正也被留下继续推行新政。《明史》在评述此事时称：“李幼滋欲媚居正，倡夺情议。”其实这正是李幼滋权变通达，值得肯定的地方。李幼滋在常州时，“以风化为已任”，大力提倡推行孔孟之道，可见他是封建宗法的卫道者，照例此时应该主张张居正“丁忧”。但他知道“万历新政”正在推行的关键时刻，新政得罪的大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反对的势力十分强大。如果张居正回乡守制两年多，一定人去政息，新政肯定夭折。所以他坚决反对张居正离职。
万历六年，李幼滋被提升为工部尚书，受命治理黄河。万历朝此前两次治黄，均告失败。李幼滋大胆启用能人，多方筹措经费，使工程顺利进行。到万历八年二月，治河工程成功，黄河数段漕运畅通。万历帝大喜，加李幼滋太子太保衔。
万历十年（1582）元月，张居正病逝。可怜他尸骨未寒，朝廷便翻了个儿。万历十一年三月，万历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一切封号，查抄了他的家产。守旧官僚卷土重来，“万历新政”连同张居正的功名都被推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李幼滋是位智者，张居正一死，他就知道形势要逆转了，便在万历十年冬天称病致仕回乡，离开了乌烟瘴气的朝廷。万历十二年（1584），李幼滋“望重东山，抱志而卒”（《李氏宗谱》），随他的挚友张居正及其“万历新政”一起去了。
（见《明史•李幼孜传》，应城政协信息网《助推“万历新政”的工部尚书李幼滋》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