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镗，字廷韶，号善庵，真定晋州（今河北晋州）人，在明弘治五年（1492）任武进知县，在任五年。
吕镗是弘治三年（1490）进士。他任职武进时声望甚好，《武进阳湖合志·名宦传》称其“政尚简易，裁画悉宜民，故令不苛而政不劳，民安之”。而《晋州志》称其任武进县令时，“平均摊派徭役，罢免狡猾的属员，清查隐瞒百年之久不交赋税的土地。武进县百姓称他是‘召父杜母’（西汉召信臣和东汉杜诗，他们都曾为南阳太守，且皆有善政，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故南阳人为之语‘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为他建祠立碑”。
吕镗后任监察御使。明废御使台设都察院，都察院设都御使、副都御使、监察御使。监察御使职级并不高，为正七品，但位置重要，可以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有弹劾与建言权。正德元年（1506），吕镗奉命清查御马监，查清情况后便上书陈述滥役、滥费之弊以及太监李棠翊营私舞弊之罪。接着他又弹劾宦官刘瑾的亲信四人，由此声誉大震。
刘瑾是当时权焰熏天的大太监。以前他和马永成等八人都是自小侍奉太子朱厚照（后来的正德皇帝）长大的，深得朱厚照的宠信，人称“八虎”，而刘瑾尤甚。朱厚照是明代最为顽劣的皇帝，刘瑾便乘机弄权。他指使人每天在宫里玩耍鹰犬，安排美女唱歌跳舞，选派大力士角斗等，让朱厚照观赏玩乐，乐得朱厚照心花怒放，更加宠信刘瑾，提拔他担任内宫监，并让他总监在京的军队。朝廷的一些大臣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也曾上书进谏，请求朱厚照近忠远奸，亲理朝政，悔过自新，以保社稷，甚至请求处死刘瑾。但朱厚照已被刘瑾完全迷惑住了，他不但不处分刘瑾，反而升他为宦官的最高头目司礼监，让刘瑾的爪牙马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于东、西厂两个特务机构之外，增设内行厂。刘瑾的气焰越发嚣张，他滥用酷刑，残害百官，排除异己，树立私党，独揽起了朝政。朝中的大小事皆由其决断，不必复奏皇帝。大臣给皇帝的奏折，都要先经刘瑾过目。公侯、皇亲都不敢和他平起平座，私下见他的，都要朝他磕头作揖。因此人们背后叫朱厚照为“坐皇帝”，而刘瑾为“立皇帝”（上朝时，朱厚照是坐着的，刘瑾是立着的，仅此一点区别）。正德三年（1580）夏天，刘瑾发现一张抨击他的匿名信，便假传圣旨，召集全体官员，责令全部跪在奉天门外让太阳暴晒，当场晒死三人。一名官员因公事触怒了刘瑾，刘瑾把桌子一拍，这名官员便吓倒在地，屎尿齐下。都给事中许天锡，想弹劾刘瑾，又害怕事情不成功，便将奏书放在身上上吊自杀。可见刘瑾的权势之大！直到正德五年（1510），“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因与刘瑾矛盾加剧，揭发了刘瑾种种犯罪事实，特别是他与反叛的安化王密通图谋造反的罪行，朱厚照才下令抄刘瑾的家，结果抄出了他私刻的皇帝印以及龙袍等物，朱厚照大怒，才将刘瑾处死。
吕镗弹劾刘瑾的亲信时（正德元年），刘瑾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吕镗恐怕并非不知利害关系，但他是一个“秉性刚毅，处事果断，轻视富贵”之人，封建士大夫的良知和责任使他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刘瑾知道后大怒，立即嘱使吏部调其任山西参议，接着便假传圣旨，逮捕吕镗交锦衣卫，处以杖刑并罢免官职。仇家乘机造谣诬陷，他再次被投进监狱，又受杖刑。受刑是明廷污辱大臣人格的刑罚，刘瑾不仅要吕镗脱衣受杖刑，并授意锦衣卫加力责打。杖落血绽，吕镗遭杖刑致死。嘉靖皇帝即位后，他才被平反，追赠为左参议。
后来吕镗在其家乡一直被作为名贤纪念。他在弘治十年（1497）曾刻印《东莱先生（南宋理学家吕祖谦）音注唐鉴》二十四卷，现存世。（见《明史列传第七十六》，《畿辅通志》卷七十七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