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翀,字腾霄，号正庵,河南光州（现河南潢川县）人，明成化七年（1471）七月至十一年六月任武进县知县。
熊翀是成化五年进士，不久便任职武进。在武进时，他颇有政绩，《武进阳湖合志·名宦传》称其“有经济才，立均田法，抑兼并。又因田定赋，吏不得为奸。尤加意学校，建东西楼，尊经阁、射圃、馔堂，凡陶甓木石，悉令可久。及去，士民立碑县门”。他在常还曾疏浚河道（见清庄存与《浚河记》），建惠民桥。成化十一年（1475）熊翀升任监察御使；后任山西按察副使，右佥都御使巡抚山东，右副都御使巡抚陕西，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等。他在弘治六年（1493）任职山西时，曾重刻过他的光州前辈、元代文学家、诗人马祖常的《石田先生文集》，在山东任职时（弘治十二年），曾鼎新过德州“董子书院”（汉董仲儒的读书处），说明他对文化教育是颇为重视的。但是，随着官越做越大，恐怕他保官、邀宠心理愈发强烈了，有些事就给人留下了话柄。
当初，河北蓟州民田多为牧马草场所侵，贫民失业，矛盾纠纷很突出，弘治皇帝就派当侍郎的熊翀等人去勘察调查此事，但查来查去都弄不清地籍关系。弘治皇帝不满意 ，又派了一个叫张泰的官员前去查，结果张泰求得了永乐年间的地籍，结合其它资料参互稽查，证实“田当归民者九百三十余顷”（见《明史·列传第七十四》）。为什么熊翀竟查不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没有尽力。或许他有不肯得罪权要等难言之隐吧！
更为可笑的是，弘治十三年（1500），时任陕西巡抚的熊翀奏报皇帝说，鄠县农民毛志学开河时挖到了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宽一尺四寸，厚二寸，上书“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的字样，现进献给皇帝。
传国玉玺是秦灭六国之后，赢政以和氏壁（一说是用蓝田玉）雕琢象征皇权的印信，上书篆文八字：“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自此，这方玉玺就成了君权神授的符命，并随着朝代的更迭，屡易人手。拥有传国玉玺的皇帝，以此自视为正统，而没有传国玉玺的皇帝，则被视为“白板天子”，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南齐书·舆服志》曰：“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自五代时期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玉玺自焚身死，传国玉玺就开始下落不明。虽然此后的历代皇帝都竭力淡化传国玉玺的影响，并不断刻印新的玉玺，但作为君权神授象征的传国玉玺一直是皇帝们十分想要得到的东西。故从宋至清，历代都有自称发现了传国玉玺，并进献皇帝的闹剧发生，但其实这些玉玺都是伪造的。例如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咸阳有个叫段义的农民翻修房屋，挖地掘得一方玉玺，进献朝廷后，经过以蔡京为首的十三名朝臣鉴定，认为就是秦皇赢政所制的玉玺。虽然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很多，《宋史》曰：“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但无奈蔡京一众权臣势大，其它人反驳也无效。实际上，这是蔡京等人策划的一个欺骗宋哲宗的把戏而已。这方伪造的玉玺，后来随宋徽宗一同被金人掳去，不知所终。再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御使台都事阔阔术向朝廷报告，名将木华黎的孙子拾得家中有一方玉玺，御使杨桓受命前往辨认玉玺的篆文，确认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遂据此认为是传国秦玺。由于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刚刚驾崩，主持大事的皇后便赐给进玺的拾得钱钞二千五百贯，阔阔术也获赐两块金织文段。元成宗铁木耳嗣位后，认为阔阔术在此事中有功，便提升他为汉中廉访佥事。不过，经明人考据，元代的这方玉玺，上刻螭形，而非传说中的“五龙交纽”，也没有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时在玉玺旁加刻的“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肯定是伪物无疑。
熊翀作为文化人和朝廷大臣，对这些情况理应知晓，应该知道眼前的玉玺也是个假货，但他还是要进献给皇帝。结果礼部尚书傅瀚说：“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失真伪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篆文与《辍耕录》篆书摹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所纪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者不类。盖秦玺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摹秦玺而刻之者。”弘治皇帝认为说得对，于是将这方玺收藏在宫里，避免让伪物流传在民间。对挖到玉玺的毛志学，仅给银子五两，薄赏了事。而对献玺的熊翀,没有任何赏赐。笔者想，玉玺虽然是假的，但毕竟是玉石做的，当破烂卖恐怕也不止五两银子吧？由此可见皇帝对此事的态度。熊翀等献玺，本想邀功讨赏，不料虽未被谴责，也讨了个没趣。
（见《明史·傅瀚传》，《明史·志第四十四·舆服四》，《万历野获编卷一·卷二》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