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度，字景仪，增城（广东增城）人，明洪武九年（1376）任常州知府。
从明人郑真所撰《荥阳外史集卷四十三·清河张处士墓志铭》中知道，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诏天下以明经科贡士”，“广州府增城县张度以书经就试广东行省，明年征诣京师，再试吏部中选，拜监察御使”。明初朱元璋“重典治吏”，一方面诛杀了大批官员，一方面又大量破格提拔人才，张度从一介士人一下子被提为监察御使便是一例。
张度后任常州知府。《武进阳湖合志·名宦传》称其“好学有文”、“为政公勤、兴学造士”。他还因邹浩墓遭罹兵燹，祠宇荡然，便率僚属省扫，扶立旧碑，禁止樵牧，为文以祭之。复立石墓前，大书曰：“宋道乡先生邹忠公墓。”这既是表示对先贤的敬仰之情，更是为了敦尚风教。他还与郡人谢应芳等纂修了《毗陵续志》十卷。张度后来被提拔为吏部尚书。
洪武七年(1374),苏州发生了一件大案，史称“魏观案”。时任监察御使的张度参与了此案的调查。魏观，湖北蒲圻（今赤壁市）人，读书人出身，元末隐居不仕。朱元璋攻克武昌后，聘他出山做官。他先后做过国子助教，浙江按察使佥事，两淮都转运使。明朝建立后，“命侍太子说书及授诸王经”，他做了皇太子的老师。后来他还做过太常卿，礼部主事等。到66岁时，他请求退休。朱元璋对这位老师很满意，退休前，还给他提了一级，“赐参政俸”，让他回家安享晚年。到洪武五年，苏州知府陈宁因为政苛刻，人送外号“陈烙铁”，民愤很大，任不下去了，朱元璋要换一个得力的人去，便想到了魏观，让他结束退休出任苏州知府。魏观推辞不了，只得上任。他到任后，尽改陈宁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政行大化，课绩为天下最。第二年，他被提拔为四川行省参知政事，但苏州民众不肯放他，纷纷上书朝廷“乞留”，结果朱元璋令他留任苏州知府《明史卷一百四十》，不料却留出了大祸。
此前张士诚占领苏州时，将原苏州府衙改作自己的王宫。朱元璋攻克苏州时，张士诚的王宫被烧毁成一片瓦烁之地，明初苏州府衙便迁到都水行司办公。魏观此时见都水行司地方狭小，便在张士诚旧宫殿的地基上重新建造起府衙；又疏浚锦帆泾，以兴水利。此时问题就出来了：苏州指挥使蔡本（驻军首领）与魏观有隙，便上书攻击魏观：“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复宫开泾”本来是小事，但被上纲上线到“异图”上去，麻烦就大了。
其实，这件事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知蔡本是诬告：第一，魏观已是69岁的老翁，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此时还有什么“异图”，难道还能造反么？第二，苏州作为重镇，明朝在此设立了苏州卫指挥使司，留有军队镇守，蔡本此时是指挥使。魏观作为知府，是指挥不了苏州驻军的，他靠什么造反？第三，“复宫开泾”，前者属于改善政府办公条件，后者是兴修水利，怎么能和有“异图”联系上呢？如果说有什么不妥，那就是修府衙涉及张士诚的旧宫殿，有点敏感；修水利要动用民工，有扰民的可能。但这两个小问题也不能提高到有“异图”上去啊！
朱元璋对臣下的猜忌心特别重，对曾在张士诚统治下的苏南百姓一百个不放心，接到蔡本的诬告后，就派御史张度去查此事。张度没有大摇大摆、兴师动众去查案，而是换上民工的衣服进入了修建府衙的队伍，当起了搬运工。非常巧，他赶上了苏州新府衙的“上梁仪式”。魏观邀请老朋友、当时的大文豪高启给新府衙写了一篇《上梁文》。高启受邀，热情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作，此时便公布出来。上梁仪式开始后，张度很仔细地将每个细节都记在心里，又集中精神将高启的《上梁文》默默记下。为了不误正事，他连官府发给每人一碗的喜酒都推辞不喝。掌握全部情况后，张度便回京向朱元璋递交了调查报告。
张度的调查报告是不利于魏观的，但他并没有采用蔡本的“异图”说。他弹劾了魏观两大罪状：“非时病民”和“危言”。所谓“非时病民”是认为魏观调拨民工修建两大工程耽误了农民的农时，而且在修建过程中工程过急，有催赶逼工的现象；所谓“危言”则是说高启写的《上梁文》不大妥当，魏观的两项工程是“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张度的弹劾并未上纲上线，但不料却击中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
朱元璋农民出身，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农民，他对误农的行为极其反感。魏观的两个工程既然误了农时，朱元璋就不满意了，把它想象成民怨四起的害民工程了。这一条罪状还好说一点，而第二条就是致命的了。朱元璋亲自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看完之后，他断定这是一株大毒草，是射向大明王朝的恶毒暗箭。
《上梁文》到底写了些什么呢？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失传了。根据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内容，知道这篇文章夸赞苏州的府衙“龙蟠虎踞”。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不够妥当。但朱元璋认为这不是用词不妥当的问题，“龙蟠虎踞”应该是我统治下的南京，怎么是苏州府衙呢？苏州府衙原来是张士诚的旧王宫，现在是魏观的办公地方，说这里“龙蟠虎踞”，那不是说张士诚、魏观是“龙”“虎”了吗！由此，说高启和魏观两人大不敬还是轻的，说他们图谋造反也不为过了。
高启在上梁仪式上还吟诵了一首《郡治上梁》诗，其中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升贯日红。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首诗很有气势，借上梁称赞魏观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但又犯了和“龙蟠虎踞”一样的“错误”，广庇民众的只能是我朱元璋，怎么是你魏观呢？你魏观是要和我朱元璋争夺民心吗？
高启是明初文坛代表人物，清代赵翼赞誉他：“一出笔即有博大昌明现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招揽其参修《元史》，他被授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同时还承担教授新王朝“诸王”文化知识的重任。朱元璋起初对高启也很肯定和器重，洪武三年秋，朱元璋在朝上当众擢升高启为户部侍郎。高启当官才一年，就象坐火箭一样升到副部级位置，让众多老臣妒忌、羡慕。但高启经这一年多官场生涯，可能对朱元璋看透了，也可能感到自己不适合当官，他不但不肯当户部侍郎，还当众请辞其他官职，要求回家当平民百姓。朱元璋心里当然很不愉快：我这么看重你，你却不领情，反而辞职不干了，这不是明摆着不肯跟我合作吗！高启在政治上不成熟，以前将听到或看到的都写在文字上，他曾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夜深宫禁的事情，你高启怎么知道的？“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朱元璋本来就有些看法了，此时高启不合作，更对他厌恶起来。但朱元璋未发作，同意高启辞职，还送一百两银子给他作回乡路费。
朱元璋此时联想起前事，魏观、高启的命运便决定了：洪武七年九月，朱元璋一声令下，魏观、高启以及另一文人王彝被腰斩弃市。这便是闻名的“魏观案”。
“魏观案”定得过于主观，主观到连朱元璋自己都不大确信其是否真实。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大概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于是允许魏观以礼改葬，还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对他进行祭祀，算是给他实质性平反了吧。至于高启，朱元璋则一口咬定他有逆谋，拒绝平反。
张度上表弹劾魏观之时，恐怕也未想到由此会掀起血案。误农时的罪过，最多不过罢官而已；“危言”也不过是训戒或者徒刑而已。无奈朱元璋想得太多，使魏观等人枉送了性命。后世许多人认定张度是一个小人，甚至说他与高启有仇，还有说他向魏观索贿未果等等，但都毫无证据。从张度弹劾魏观的两条来看，似乎也比较客观。造成魏观冤案的责任，是不能算在张度头上的。
（见《明史·魏观传》，张程《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