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能之，字子善，浙江四明（今宁波）人，在南宋咸淳二年（1266）十二月出任常州知州。
史能之于淳佑元年（1241）考中进士后，当武进县尉，二十五年后任常州知州。他还做过太府丞。他在常州主纂成了《咸淳毗陵志》。他当武进尉时宋慈（见前文）为常州知州，两人“相与言”，有感于旧志过于简略，于是想编写新志，“俾乡之士大夫增益之，计书成且有日”。但估计两人后来都他调了，结果到史能之当常州知州时，“则犹故也”，新志还没有写成。史能之于是“乃命同僚之材识，与郡士之博习者，网罗见闻，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书于常簿季公之家，讹者正，略者备，缺者补，盖阅旬月而后成”。终于在咸淳四年（1268）编成《咸淳毗陵志》。
《咸淳毗陵志》（三十卷）距今已有七百四十余年历史，是为今人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亦是全国仅存的十余种宋修府志书之一。它主要记载了自春秋吴季子采延陵邑至南宋咸淳年间常州地区（辖晋陵、武进、无锡、宜兴）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军事、人口、风土、物产、人物、古迹等发展演变的大量史事，是一部能够为我们今人及后人系统了解和研究春秋至宋时常州历史的重要史书。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保存了现有最早的常州版图，对我们了解宋时常州的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具有重要帮助。二是保存了诸多至今已是唯一可据查考的原始史料，三是记载了很多历代有关常州的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佚文尤显其重要历史价值。四是其采用纲目式和图、表、文字并用记述的编纂体例和方法，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对今天修志仍有其深远影响。清代常州人赵怀玉在重修此志时称其为“体例赅备，可称良志”。因此，该书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方志史书。
史能之当武进县尉时，正逢蒙（元）、宋交恶。淳佑二年（1242），蒙古攻宋的东路军攻陷通州（今南通），屠城；中路军攻陷今安徽的滁州、和县，大量江北的百姓向江南逃难。常州长江对面的老百姓都扶老携幼想渡江来常州避难，但民船都被士豪掌握。这些土豪丧尽天良，“幸有警，辄要索”，就是利用国难，乘机敲诈勒索，致使江北居民无法过江。当时史能之正奉南宋监督江防的兵船使者之命来到魏浦（今新北区魏村一带），看到对岸百姓无法过江以致有淹死的，立即动用官船抢渡难民，“活者数千”。他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大好事。他在县“廉恪不扰”。当时县乡兵名额不足，他“稽籍补亡”，进行了整顿，同时在江滨设置堡寨。不久果然寇至，因为有备而无恐。他知常州时，还“节浮费，以浚后河，民赖其利”。
史能之属于南宋“四明史家”的一员。“四明史家”在南宋可说是异数，从老祖宗史诏开始，历“师”、“水”、“弥”、“之”、“卿”五辈，不到一百五十年间，竟然一门“三宰相”（右丞相史浩、大丞相史弥远、右丞相史嵩之），两执政（参知政事史才，同知枢密院事史宅之），四尚书（兵部尚书 史弥坚、兵部尚书史宜之、工部尚书史宇之、吏部尚书史岩之），还出了四十个知州和通判，五十五个知县。除了皇家，没有那一家能象史家一样出这么许多高、中级官员了。以致当时有“满朝文武，半出史家”之说。史家出这么多官员，当然与封建特权制度有关，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史家有的人如史诏、史浩等都当过皇帝的老师，由此带出了一部分人。但更多的不是靠恩荫，而是靠真功夫从科举考试中拼搏出来的。南宋史家考中进士的有七十二位，史能之便是属这一类，他属“之”字辈。
史能之的叔伯辈中还有一个史弥悆 ，在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四月至宝庆元年（1225）四月间任常州知州，曾重建惠明桥，易甓以石，还建有“状元坊”、“明伦坊”等。与史能之平辈的还有一个史宣（宜）之，在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五月至绍定二年（1229）五月任常州知州，后来当到兵部尚书。
（见《咸淳毗陵志》点校说明，史美露《南宋四明史氏》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