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祖洽（1140-1218），字符礼（《武进阳湖合志》称子礼），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在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至十五年二月任常州知州。
林祖洽先在浙江盐官县任职，后入朝担任干办诸军审计司官员，对财政问题颇有研究。他比较了南宋绍兴、乾道、淳熙年间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发现和平时期的支出反而比战争时期高，主要是各方面开支太大。因此他认定，“理财在节用，正其图藉，窒其渗漏，不必趣迫其民，财用自足”。他据此写成了意见书。刚好，他被任为武岗军知军，上任前陛见宋孝宗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得到皇帝的肯定。但意见书转到户部后，如石沉大海，未见施行，“时论惜之”。林祖洽从武岗调任常州知州。皇帝对身边的人说：“此人善治财赋。”常州任满后，他向朝廷汇报了在此治理财赋的情况，进“财赋本末”。宋孝宗看了很满意，对人说：“人们都说常州财赋不足，现在林祖洽已及八分以上。”于是提拔他担任司农丞。后来他历任提点六路坑治，总领湖广等财赋，湖南运判，国用司同参计官，司农卿，总领淮东财赋，权户部侍郎，户部侍郎，建康知府，婺州知州等。嘉定十一年（1218）以宝文阁待制退休，卒年七十九。
林祖洽在常州期间，“数兴利除害，礼高年，兴学校”，在府学建“御书阁”。特别是重浚了后河，受到人们称道。后河是北宋天圣年间知州李余庆所开，据说此河开浚后，常州便举业大盛。后来此河堵塞。到北宋崇宁初，知州朱彦组织民众又进行了疏浚，第二年，常州人霍端友便考中了状元。所以常州人认为此河对常州的人才、文化关系极大，此河通，则举业昌，此河塞，则举业衰。林祖洽来常州时，后河已再次堰塞。他通过调查了解，知道后河那一带“位为东南，势为喉襟”。《易经》说：“巽，东南也，文明以止。”文明者不可使晦，喉襟者不可使雍。如果后河不开通，则文明之气就被阻断，文风就不会昌盛了。他又看了常州先贤邹浩的《开河记》，知道后河开通后，常州便出状元、探花等，更加坚定了疏浚此河的决心。第二年六月，天气干旱不雨，林祖洽便“搜闲卒，捐羡金”，发动武进、晋陵官吏一起参与，组织民众疏浚后河。疏浚后的河道长三百丈，阔三十尺，比旧深了一尺五。河道宽阔，河水清洌，水利畅通，舟楫方便，“民赖其利”。林祖洽之举受到后世好评。
林祖洽在仕途中受到好几次弹劾。据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载，林祖洽任司农丞时，“言者论其前任常州，为政无状，内而妻孥与闻政事，外而僚属交通关节”。他后来已被任为宁国知府，又被人弹劾说“其历官虽久，本无可称”，结果宁国未去成。他当权吏部侍郎时，“以臣僚言祖洽素乏声称”，被改任宫观闲职。
不过，弹劾者所加的这些罪名真假如何，是很难说的。宋代是很优待、鼓励台谏（言官）们的，他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就可以弹劾，不管是否属实，说错了也不要负责。言官们弹劾既不要负责任，还可以出名，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官员被弹劾是家常便饭，他们也随之起起落落很正常。象林祖洽之前任常州知州的张孝贲，在常州时“新学宫”,“以余材治直庐、正录位”，建“季子祠”，以纪念、祭祀常州的“人文之祖”季扎，也为常州做了一些事，但《宋会要辑稿》载其在淳熙十一年七月被罢官，是因为“言者论孝贲掊克侵渔，营办缁橐”（《武进阳湖合志》载其于淳熙十二年七月罢职）。他后来被任为信州知州，又被人弹劾说“贪虐赎货，残刻害民”，于是新官又被罢免。
（见《宝庆四明志》，《武进阳湖合志》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