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杞，在宋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至四年五月出任常州知州。
据《宋史·高宗本纪》载，建炎元年九月，军贼(叛军的头目)赵万进入常州，抓走了知州何衮。周杞就是此后接替何衮任常州知州的。对他任职常州的情况，评价似乎不一，《宋史》说他“残虐”，因而被罢官；《咸淳毗陵志》则记载常州立有他的祠庙：“周殿撰祠，在忠佑庙西抚，即周守杞也。”他被人立祠纪念，这是非常高的荣誉了。事实究竟如何？查阅各种资料，有关周杞的记载很少，连他的籍贯和完整的生平履历也不清楚。资料反映，他在常州时有功有过。
周杞的功主要有三条：一是建炎三年十二月，江淮宣抚使准备将戚方统兵叛变，侵入镇江，杀死守臣、常州人胡唐老，接着又攻陷常州。周杞向朝廷告急求援，请来驻守在太湖马迹山的“赤心队”官刘晏率兵七千前来增援，打败了戚方，收复了常州。二是建炎四年三月，金军主帅兀术率军从临安北返进入常州，周杞先是派赵九龄（曾在河北西路招抚司与岳飞共事过）到当时驻军在宜兴的岳飞处求援，后他亲自去请。岳飞便带兵北进，前后四战，收复了常州。三是周杞在平定苗傅之变中似乎立有功劳。建炎三年春，宋扈驾将领苗傅等发动政变，逼迫宋高宗退位。后政变被挫败，宋高宗又复位。事后宋高宗下诏奖赏平变功臣韩世忠、张俊等时，也有周杞之名：“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自余将官，咸进官二等。”（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五）
周杞的过主要是：一是金兵经过常州时，他弃城“奔窜”。有人建议打开奔牛、吕城的水闸，“放练湖水使干，则金人舟船不可行”,但“官吏昏庸，禁开水闸”。到金兵来时，“官吏奔窜，而闸犹俨然，故金人长驱而无阻碍。”对这一点，笔者认为有点苛责。金兵北返时，途径秀州（嘉兴）、平江（苏州）等，宋朝守臣都逃走。因为当时知州（知府）虽然都兼有军职，但其实手下没有几个兵，根本不能抵挡北返的金兀术大军。当时宋朝廷还下有诏令：金兵攻入，各地方守臣互相商量，或守或避，可以自便（见《宋史》卷三百六十三）。怎么能只责怪周杞弃守呢？而且周杞是跑到宜兴去请岳飞部队来收复常州的。至于开奔牛、吕城闸放干练湖水，笔者不知能否以此就阻滞住金军。练湖、吕城当时也不归常州管，而是归镇江管辖。况且，作为地方官，除非是服从统一的战略、战役计划需要，哪一个不想让敌军早点滚蛋，而愿意将其滞留在境内，使当地遭受更多的祸害呢？所以以“不放水”之事怪罪周杞，似乎也失公允。二是为政“残虐”，他因“残虐”获罪而被罢免。至于如何“残虐”，则没有见到具体内容。笔者查阅到《宋史》朱倬传中记载：朱倬调任宜兴主簿，金将侵犯边境（当在建炎三年底——笔者注）……，不久，民众向州里禀告涝灾，州里命令朱倬考察实情后汇报，朱倬却擅自免除农民十分之九的田租，太守（应该是知州周杞，当时宜兴属常州管）很生气，但拿他没有办法。这里有点表扬朱倬、批评周杞的意思，但也没有说周杞“残虐”。（任何一位上级对于下属擅自决定减去田租十分之九这类大幅度降低政府收入之事，都会有意见的吧？）要知道，建炎年间（1127-1130）是南宋最为危险动荡的时期，外有金兵入侵，内有军队叛变和各地“流寇”纷扰，“时诸盗据有州县，朝廷力不能制”、“靖康、建炎之祸变，亦甚于焚溺矣”（见《宋史》）。说当时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并不为过。当这个时候的地方官，日子肯定不好过。况且常州又处于江防前线，金兵和叛军几次进攻常州，加上朝廷军队往来频繁，宋高宗赵构又数次经由、住宿常州，常州还要准备船只，迎渡从江北逃难来的缙绅士大夫和军民家属，又要救济流民，招募民兵据守各处险要等（均见《宋史·宋高宗本纪》），费用浩繁，负担沉重。周杞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为政苛刻一点也肯定是有的，否则完成不了这么繁重的任务，但弄到被撤职罢官，可能是他严苛得太过分了，特别是得罪了有势力的缙绅大户了吧。《宋史·胡交修传》载：有一年适逢大旱，宋高宗赵构问常州人胡交修大旱的原因，胡交修说这是由于周杞还没有受到处罚的缘故。天灾跟人事根本无关，胡交修这么说，无非是仇恨周杞罢了。宋高宗于是“乃以杞属吏”，就是将其抓了起来。周杞怀疑自己被胡交修陷害，于是上书告发胡交修在常州的不法事。宋高宗又派官员到常州调查，结果胡交修没有受到牵连，但他的众多亲戚都受到处罚。周杞“寻以属吏坐赃及杀不辜窜岭南”（见《宋史·五行四》）。他后来的情况不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