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易，字明叔，安徽无为县人，在宋嘉佑六年（1061）后任过常州司法参军（此据《宋史》本传。《宋史·职官志》载，州府“司法参军掌管执法判案”）。
贾易幼年清苦，七岁丧父，靠其母彭氏纺织养大。他是嘉佑六年进士，后任常州司法参军。“自以儒者不闲法令，岁议狱，唯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讫去，郡中称平”。（《宋史》本传）。这段话是赞扬他的。但不要说用现在的观点，就是用当时的观点看，他这种说法做法也是错误的。如果只要靠人情判案，那还要法令干什么？自己作为管司法的官员，不去学习和钻研法令，却原谅自己是儒者不闲法令，还说人情在法亦在，不是放弃了执法的准绳，鼓励大家讲人情不讲法令吗？不是为自己的失责找借口吗？
贾易后来在外任过怀州、广德、宣州、苏州、邓州等知州（知军），在朝任过太常丞，兵部员外郎，右司谏，殿中侍御使，权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等。他为官时值得称道的事迹似乎不多，担任殿中待御使时曾向皇帝指出朝廷的五条弊端，也被《宋史》称为：“其言虽颇切直，然皆老生常谈，志于抵厄时事，无他奇画。”担任谏官时，他与同僚互相攻击，完全是意气用事。后来他又大肆攻击苏轼、苏辙兄弟，留下很不好的名声。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主持变法后，朝臣中迅速分化为两大派：支持变法的所谓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所谓旧党。宋神宗死后，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宣仁高太后的支持下执政，尽反新法。元佑元年（1086），王安石、司马光相继病逝，但元佑年间旧党继续掌握大权。后来旧党却分裂成三派：以二程（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三党“既交恶，其党迭相攻”。其实是洛党伙同朔党以文字狱迫害蜀党。贾易是程颐的门生，是洛党中的骨干分子，他充当了攻讦苏轼等人的急先锋。
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报告说浙西水灾很严重。贾易根本不顾事实，上奏皇帝说苏轼这是迷惑朝廷，为自己求取声誉。苏轼曾在元丰八年（1085）写了名为《归宜兴，题扬州竹西寺三首》的诗，其一为：“此生巳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贾易等人便仿效当年制造“乌台诗案”欲陷苏轼于死地时一样的做法，诬告苏轼在宋神宗逝世时有欣幸之感。他们说，先帝崩逝，人臣当“泣血号慕，而苏轼竟作诗庆贺，视先帝去世的消息为‘好语’，连野花啼鸟都高兴，其义安在？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其实，苏轼的这诗是作于宋哲宗策立之后，距神宗去世已两月。贾易等又借“策题”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是对先王不敬。他还攻击说苏轼和苏辙当年考取进士的文章荒谬不合格式，是侥幸被胡乱录取的；苏辙也与苏轼一起诽谤先朝皇帝，没有人臣的礼节。他还连同攻击支持、帮助苏轼之人，如大臣文彦博、范纯仁等，以及为苏轼辩护的其他官员。
贾易攻讦苏轼等，完全不顾事实，只讲利害，不分是非，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他不但是要搞臭苏轼兄弟的声名，简直是要置他们于死地。他的这些作为，连他的同僚谏官们都看不下去，都很鄙视他。他的图谋当然也不会得逞，最后都不了了之。不过，苏轼也给贾易弄得相当无奈，元佑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奏了一份《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称“（贾）易之心，未尝一日不在倾臣”，“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自己）若不早去，不过数日，必为易等所倾”。所以他坚决请求外调。这位在诗词书文各方面都挥洒自如的一代文豪，当时正被宣仁高太后召回朝廷予以重用之际，竟被弄得“计穷事迫”，可见贾易的政客手腕十分恶劣，气焰极为嚣张。
不过，严格来说，贾易也并非什么奸险小人，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引北宋大臣刘挚的话，说贾易“忠直不挠”（刘挚是朔党首领，他的评价是否真实确切，难以查证）。但程颐能将贾易列入门墙，说明贾易不会是大恶之人。但大凡一个人被派别利益蒙蔽了心智，刚直便变成了固执、极端，容易走进好坏不分、是非颠倒的死胡同中去，贾易便是一个典型。贾易七十三岁去世，谥文肃。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宰相，将司马光、苏轼等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宫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写着三百零九人的名字，昭示全国，无论是蜀党、洛党还是朔党，无一例外，都被囊括在内。苏轼列名其上，作为政敌的贾易也没有逃脱。蔡京立碑刻石之意，是要让这些人遗臭万年。不料历史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若干年后，“元佑党人”全部得到平反，蔡京作为北宋著名的奸相却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千年之后的今天，不知道苏轼的人恐怕不多，知道贾易的人恐怕也不多。
（见《宋史·贾易传》，《芜湖名人贾易》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