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在宋熙宁二年（1069）四月起任武进县知县两年（《宋史》本传无此记载。此据《武进阳湖合志》，但姓名是章厚。这是后来的编志者为避宋光宗赵惇名讳而改的）。
章惇博学多才，性格豪放，自视颇高。他于嘉佑二年（1057）二十二岁时便考中进士，因耻于排名在其侄子章衡（状元）之下，便不就而去。后重新考取进士甲科。初任县官，因欧阳修推荐入朝任官，后被弹劾出朝复任县官，任武进知县估计就在此时。
宋神宗朝王安石秉政时，赏识章惇之才，任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协助推行新法，他成为变法的中坚分子。他先后任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湖北察访使，知制诰，三司使，湖州知州等官。其间，经制湖北蛮事三年余，平南北江群蛮，开湖南四府之地。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起用章惇为参知政事（副相）。是时王安石意志消沉，退居金陵，变法新政在元丰年间能够延续下去，是同章惇等坚持变法立场分不开的。他后又被弹劾出外任蔡州知州等，召回任门下侍郎。
宋哲宗即位，迁章惇知枢密院事。其时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等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不得而被黜出任汝州知州。元佑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不满司马光等尽罢新法的做法，明年改元为绍圣，便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复行新法。此时章惇大权在握，便对旧党大肆报复。
章惇为人刚愎，胆子奇大。他年轻时跟苏轼是好朋友，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涧，深涧两侧绝壁万仞，下边湍流翻滚，涧上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悬崖上题词，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去。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从容不迫地在石壁上写上“章惇苏轼来游”，然后神定气闲地走回来。苏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掌了权，肯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当回事，能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吗？果然，章惇做了宰相之后，将党同伐异、驱逐异已的手段用到了极致。党同伐异、相互倾轧本是官场通病，在变法中，新党旧党都是这样，不过，章惇做得特别凶狠。司马光等都已死了，他要皇帝下诏掘墓鞭尸，幸好宋哲宗没同意，只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皇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对元佑年间凡是支持罢免新法的，生者统统流窜，死者追贬夺谥，并祸及他们的后代，没有人能够幸免；他又提议朝廷派人到岭南去把流放的罪臣都杀掉，还好宋哲宗头脑尚清楚，说：“我要遵照祖宗留下的规矩，不杀戳大臣。”他又诬陷宣仁太后在立哲宗问题上犹豫，以激怒哲宗，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他又因皇后孟氏是宣仁太后所立，便诬陷孟氏搞邪门旁道，让哲宗废掉了孟后，后来哲宗很后悔，说：“章惇毁坏了我的名节。”苏轼与章惇的关系原来不错，但后来变坏了，章惇为相后，便将其贬到岭南。岭南当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尚无人有贬这么远，此时苏轼已57岁了，却被贬到岭南，明摆着就是让他不死也得脱层皮。苏轼被贬惠州时，曾做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听到后，觉得苏轼活得还挺舒服，便再贬苏轼到儋州（海南）。据说，苏轼字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苏辙字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黄庭坚字鲁直，谪宜州，以宜字与直字相类，等等，这都是章惇的主意。这是拿有文化的人开涮，让他们受心理上的奇耻大辱，这种做法极其恶劣。他还下令天下百姓有妄言的按法律论处，给告发的人以重赏，想以此来堵塞言论，结果导致用刑越来越残酷，诬告揭发之风盛行，但仍不能阻止人们的议论。
但好景不长，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死了，宋徽宗即位，他记恨章惇曾反对自己嗣立之事，便贬章惇到岭南雷州。据说，苏轼被贬岭南经过雷州时，官府不准他居住官舍，苏轼便租民房居住。章惇知道后便说苏轼强夺民居，下令雷州官府追查，并整治私自借房给苏轼住的百姓。幸好苏轼的借据写得明明白白，此事才最后作罢。到章惇被贬雷州时，也向百姓租房住，百姓不肯，说：“以前苏公来时，你差点让我们家破人亡。现在不能借给你！”章惇没有办法。
章惇于崇宁四年（1105）病卒。宋徽宗宣和年间，曾追赠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到宋高宗绍兴五年时，追贬他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并禁止他的子孙在朝廷做官。《宋史》将他与秦桧一样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宁）（元）丰旧法；黜逐元佑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太后等。这是不够公允的。章惇是坚定的变法者，王安石之后，他是新党的领袖，为继续推行变法措施竭尽全力，作出了贡献。他曾力主出兵，打败了侵扰西北边境多年的西夏，收复了一些割让的失地。而且他不以官爵私其亲人，他的四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只有一个小儿子在朝廷做校书郎的小官，其余都在地方为官，没有显达的。章惇的缺点是报复性太强，行事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不留余地，因此得罪的人太多。他将当宰相时，其妻病重将死，对他说：“你当宰相后，希望不要报复你所仇恨的人。”但他不肯听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