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他在宋嘉佑二年（1057）四月至第二年二月任常州知州。
王安石出身于地方官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三月，考中进士。他本来是一甲第一名，但他的答卷中有一句话犯了宋仁宗的忌讳，仁宗便将他由第一名改为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后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在任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之事，如组织民工修堤堰,挖坡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民，解决百姓度荒困难等。皇佑三年（1051），改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入朝任群牧判官。但他不愿意在朝为官，多次要求到地方任职，请求最好在“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以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公元1057年，王安石出京任常州知州，就是他一再请求到地方任职的结果。这是王安石第一次任州郡主官，他上任后，写了几封信给上级领导，陈述常州地方的一些情况。他在《知常州上中书启》中说：“顾今州部，已远朝廷，田畴多荒，守将数易。教条之约束，人无适从；薄书之因缘，吏有以肆。”就是说常州在政治、法律和农业生产诸方面，都存在着荒乱无序的问题。他决心要凭自己“忧国之所存”，兢兢业业地勤劳做事，并表示最好能在此任职时间长些，以便做出成效。但朝廷未听从，王安石七月到位，第二年二月便改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未来得及施展才能。嘉佑三年，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并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乡党”（基层）选拔等，但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诰，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英宗即位期间（1063-1066），屡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立，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公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他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公元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推行的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养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听到这句话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
变法使朝廷垄断了商品贸易，不仅是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顽固阻梗。加上在制订政策中引进了一些急于仕进的奸险小人，实施中又过分求大求快，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王安石个性又比较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人称“拗相公”（他在任常州知州时，于秋天召集民夫开运河，属下劝说他到冬春少雨时再开，他不听，硬要上马开工，结果碰上秋雨连绵，民夫多生病，且有人自杀了，工程被迫下马，便是一例）。而上书直谏变法危害的贤良能干的大臣均遭王安石罢黜或贬官或流放，导致税吏越发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实际情况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公元1074年四月罢去王安石相位，再任他为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他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王安石实际上难有作为，至熙宁九年（1076）十月再次罢相，出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判江宁府等，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废除了大多数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王安石曾被封为舒国公，晚年改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绍圣年间，赠谥号为“文”，配享神宗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孔子）庙，追封为舒王。到钦宗时，下诏停止他配享文宣王庙；高宗时，削去其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一生都很勤学。宋人彭乘的《墨客挥犀》记载有一则故事，说是王安石酷爱读书，即使吃饭睡觉，也手不释卷。白天有时闲居或默坐，也在研究经文含义。知常州时，对客人谈话，从来没有笑容。有一天，他大会宾客同僚，有倡优（演员）在场演戏。王安石忽然大笑，大家都认为是倡优的戏演得好，能使太守开颜大笑，于是给了倡优较多的赏赐。后来有人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使王安石大笑的，于是就趁一个机会去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刚才席上考虑咸常二卦，忽然明白了它的深刻含义，自己感到很高兴，所以才不由自主地笑了。”他的心思根本未用在看戏上，而是在思考学问。
王安石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品德高尚，诗词文章写得都很好，他与韩愈、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的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的兴起有直接影响。他的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司马光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苏东坡在宋哲宗时起草的《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司马光与苏东坡都是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者，并因此受到排斥，但他们依然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非常钦佩，充分说明王安石确实是一代人杰。
（见《宋史·王安石传》，梁启超《王荆公》，邓广铭《王安石》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