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650-721），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因其名与一突厥叛将相同，令他以字为名，后为避唐玄宗“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他原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因先辈世代在陕州为官，遂定居陕州硖石（今属河南三门峡）。他在唐中宗景龙元年（707）任过常州刺史。
姚崇出身于官僚家庭，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学业大进，大器晚成。他考中进士后，入朝做官，在武周朝任夏官郎中（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官员）。当时正值契丹侵扰河北，战事频仍，军事文书大量上传下达，姚崇随机处理，毫不迟滞，显示出出色的才干，为武则天所赏识，立即提拔他任夏官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圣历三年（700），姚崇进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宰相），不久兼相王（李旦）府长史，后又先后任夏官尚书，春官尚书。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因私事有求于姚崇，姚崇未答应，张易之便在武则天面前说他的坏话，结果他被贬为司仆卿，后出任灵武道大总管。大臣张柬之等诛杀张易之、张宗昌，逼迫武则天交权传位给中宗李显时，姚崇恰好从驻地回京，参与了这一事变，因功受封为梁县候。但因为得罪了当权者，被外调任亳州、宋州、常州等处刺史。唐睿宗李旦登基后，将姚崇召回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进升中书令。当时李隆基是太子，太平公主权势很大，姚崇认为这不利于太子，便向唐睿宗建议让太平公主离开京城住到洛阳去。太平公主知道后大怒，向唐睿宗哭诉。李隆基为取得主动，连忙上奏说这不是自己的意思，是姚崇挑拨离间。于是姚崇又被贬出外，任申州、徐州等多处地方官。先天二年（713），唐玄宗清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巩固了地位，十月便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封梁国公。开元四年（716），他辞去相位。开元八年，唐玄宗授姚崇为太师太保（正一品）最高虚衔，姚崇以年老多病辞而不受。开元九年九月，姚崇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姚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极具政治才干，唐玄宗任他为宰相时，他第一件事就是向唐玄宗建议改除武则天晚年以来十几年间混乱的十种积弊，主要是实行仁政、不妄开边衅、行法自近、罢免冗官、禁绝贿赂、拒绝进贡等，都很切中时弊。唐玄宗全盘采纳，支持姚崇逐条落实。姚崇在玄宗朝任宰相三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当时的政治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被人称作“救时宰相”。
姚崇一生三起三落，但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本色不改。他在武则天朝理案刑狱时，正值武则天推行严刑峻法，但姚崇执法公正，把许多人从冤狱中解救出来。有一次，武则天对左右说：“过去周兴、来俊臣等多次处理诏狱，朝臣们相继被牵连逮捕，他们都承认自己谋反，我猜想其中有冤枉，于是派近臣再去审问他们，他们都亲笔写了证词说没有冤枉。于是我不再怀疑，批准周兴等人提出的处理意见。现在周兴、来俊臣等除去后，不再有谋反之臣出现。这样看来，以前处死之人难道没有冤枉的吗？”姚崇立即回答说：“过去被抓的大都是被迫认罪的。当时以告密为功，天下将此称为罗织。尽管皇帝你派近臣去复审，但近臣也怕不能自保，怎么敢去触犯周兴等酷吏呢？而且被审者如果翻供，更要遭受酷刑折磨，恐怕死得更早、更惨。现在皇帝你醒悟过来，歼灭凶徒，朝廷安定，我愿以一家百口来担保内外官员不再有谋反的。今后如有人告发有谋反的，请皇帝你不要发下审理。如果谋反属实，我甘愿领罪。”武则天听后很高兴，说：“以前的宰相一味顺从我，使我成了严酷之主。听了你的话，才符合我的心意。”在唐睿宗时，时任中书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着力改革中宗时吏治的弊端，他们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皇帝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整顿了超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了不足二千人录用，“人服其公”。唐玄宗朝，唐玄宗的哥哥申王李成义想提拔自己的部属，唐玄宗已答应，但姚崇坚决不同意，“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唐玄宗的弟弟薛王李业包庇己舅，遭御使弹劾，唐玄宗答应重审，姚崇等奏：“御使所言无所杜，不可纵舍。”唐玄宗从之，“由是贵戚束手”。
姚崇吏事明敏，处事果断，且善于应变。他三任宰相，都兼兵部尚书，对于边境哨所，军营分布，士兵多寡，兵器储备等情况，无不熟记在心。唐玄宗即位初，励精图治，每事都咨询姚崇，他都对答如流，同僚只能唯诺而已。所以唐玄宗专任姚崇，每当他入殿，唐玄宗都起身相迎，离去时则站起来手扶栏杆相送，其他宰相不能与他相比。有一次姚崇有事告假十余日，政事堆积下来，另一宰相处理不了，只能去向唐玄宗请罪。唐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姚崇，你只要坐镇相伴就可以了。”姚崇上班后，一会便“裁决俱尽”。
姚崇一生不敬神，不信鬼，不尚空谈，注重务实。他做过多处地方官，政绩都很卓著，一些地方还为他立碑颂德。姚崇当常州刺史时，华阴人严挺之正任义兴（宜兴）尉，姚崇认为他才能出众。姚崇回朝担任宰相后，便推荐严挺之担任右拾遗，后严挺之也成为玄宗朝的名臣。开元四年(716),关东（泛指潼关以东黄河流域）蝗害成灾。发生蝗灾要立即扑杀，这在现在是很平常之事，但在当时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的年代里，反对灭蝗的声音非常强大。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蝗虫，而在田边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建议发动民众灭蝗，并说过去有时候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蝗灾。朝廷于是派御使任捕蝗使，分赴各道督促捕蝗。汴州刺史却上奏说，蝗灾是天灾，不能捕杀，只能靠修德消灾。姚崇反驳说，史书说过去贤良的太守，蝗虫不飞到他管辖的境内为灾，据说是修德所致。现在蝗虫飞到你的辖区为害，岂不是说你的德性不行吗？你现在坐视蝗虫祸害庄稼，让老百姓将来遭受大饥荒，还叫什么刺史？驳得他无话可说，只得组织力量灭蝗。对灭蝗之事，唐玄宗也疑惑不定，就此询问姚崇，姚崇用以前蝗灾造成很大祸害的事例来说明灭蝗的重要性、必要性，说如果不灭蝗，将来要闹饥荒，老百姓将流离失所，社会将不能安定。这可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啊，不能停止！唐玄宗被说服了。有一个大臣劝告姚崇说大量捕杀蝗虫，将伤害天地间的和气。姚崇说，杀虫是为了救人，不会有伤天地和气。如果真的由此会带来灾祸，那么让灾祸降到我一人头上吧！在姚崇的坚持下，灭蝗终于取得很大成绩，当年农业获得较好收成。过去唐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尼。因为出家人可以免除赋役，因此一些富户纷纷走门路将强丁伪冒出家当和尚尼姑。姚崇向唐玄宗建议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崇信佛祖不应该在表面，而应在心中。衡量事情的好坏要看老百姓是否安定，这样才符合佛理！怎么能出家人越多越好呢！”唐玄宗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裁汰伪冒冗滥的僧人一万二千余人，让他们还俗务农。姚崇死时写下遗嘱要求不准崇佛敬道，不准厚葬，千万不要搞念经超度等铺张浪费之事，并告诫子孙要将此作为家法，一直遵循下去，说明他非常通达明智。
姚崇富有政治智慧，也有“权谲”的一面，也即好弄权术，耍滑头，搞小动作的意思。早在张柬之迫使武则天交权之后，武则天被迁往上阳宫居住，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独有姚崇却呜咽流涕。他这一不合时宜的举动受到张柬之等斥责，后被贬出朝。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聪明之处，他预见到朝廷这场政治斗争远未结束，为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便玩了这个脱身之计。后来果然张柬之等都被逐被杀，姚崇却安然无恙。当然也不可否认姚崇当时的言行也确实包含着对武则天深厚的感情的。唐玄宗即位不久，想任用姚崇为宰相，中书令张说曾反对阻止过。姚崇当上宰相后，想报复张说，他掌握了张说走唐玄宗另一个弟弟岐王李范的后门的情况，但不直接揭发。一天罢朝之后，朝臣都已离去，姚崇作跛脚状，玄宗问他脚怎么了？痛不痛？姚崇趁机说：“我痛苦不在脚上，而是心中忧虑。”玄宗问怎么回事？答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却秘密乘车出入其家门，恐怕会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于是张说的宰相当不成了，被贬出朝任相州刺史。张说也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姚崇与其始终是勾心斗角的。据传说，姚崇临死前，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他出于礼节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要来了；如他肯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的碑文后，立即呈报皇上，并刊刻到石碑上。他比我迟钝些，数日之后，一定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了，并将刊刻好的碑拿给他看。”后来张说所为一如姚崇所料，他看了并收取了珍宝器皿，还写了碑文，后又反悔，但追索巳不及。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姚崇同另一些当代名人的关系也不甚协调。唐玄宗贬张说为相州刺史时，另一宰相刘幽求也被免职。刘幽求不服，有人便告状说他“有怨望语”。唐玄宗下令追查，姚崇便以和解的姿态劝解说：“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乍任闲职，稍微表现出一点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功业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进监狱，恐怕要引起很大震动啊！”姚崇这话，表面上是保护刘幽求，实际上是证明刘幽求有“怨望”之罪。结果刘幽求被调出京城，去做睦州刺史。史书上说姚崇对刘幽求素怀嫉妒之心，看来是有根据的。魏知古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他是姚崇所荐引，后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瞧不起他，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里很不满。姚崇二个儿子在东都做官，不知道上述底细，以为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的，便去找魏知古走后门，谋求私利。魏知古便将此情况报告给了唐玄宗。有一天，唐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么样？”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就猜透玄宗话中有话，便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二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现在听了姚崇所说，很是高兴，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胡作非为，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连忙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是万幸了，若是因此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定以为是陛下包庇我，这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啊！”然而魏知古还是被左迁为工部尚书。由此看来，姚崇对儿子们也是管教不严的，他的儿子公开接受馈赠（实际是受贿）；他的部属赵诲接受贿赂，被唐玄宗定为死罪，姚崇设法减轻其罪责，招致玄宗的不满。这都是姚崇不足的一面。
然而，即使有些缺点，也不能掩盖姚崇伟人的光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肯定了姚崇为唐代四大贤相之一。唐朝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莫过于“开元盛世”，而“开元盛世”的重要奠基人，便是姚崇。毛泽东在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在传记的天头上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在读到姚崇的“十事要说”时，批注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遍览的《二十四史》中历史人物汗牛充栋，能以“古今少见”的“政治纲领”博得他的激赏，被称为“大政治家”，对姚崇的评价可谓高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