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仲堪（？-399），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人，大约在东晋淝水之战（383年）前后任过领（兼）晋陵太守。他的父亲殷师，此前也任过晋陵太守。他们是历史上先后任过晋陵太守的第一对父子。
殷氏父子俩在晋陵太守任上都做过一些实事、好事。地方志载，殷师“尝表（吴）太伯墓”。“表”就是“旌表”，一般是刻石碑，颂扬贤人的事迹，提倡人们尊敬学习。这说明殷师是比较注重教化的。殷仲堪则针对当时晋陵郡存在的弃婴不养，人死了长久不安葬，官府随便关押逃亡的反叛者父母作为人质等陋习和弊端，颁布命令严加禁止，“所有（布）条教，甚有义理”，赢得人们好评。
殷仲堪善于清谈，会写文章，剖析事理清楚明白，是能说会写的高手。他事亲至孝，父亲殷师长期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旁服侍时，自己钻研医理，为父亲治病，结果不小心将药弄进眼眶，弄瞎了一只眼睛，他的孝道因此闻名于世。他重视道德修养，常说三天不读《道德论》，舌根就要发硬。他生活很俭朴，即使以后当了高官，吃饭时用现在的话来说只有“四菜一汤”，剩菜全部吃光，饭粒掉了拣起来吃掉，不允许浪费，他是真正的“光盘行动”的践行者和带头人。
殷仲堪任晋陵太守前在朝廷任著作佐郎。冠军将军谢玄镇守京口时，殷仲堪任他的参军、长史，谢玄很看重他。殷师死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听到殷仲堪的名声很好，便召他入朝任太子中庶子，黄门郎，对他非常信任、器重。
孝武帝司马曜亲政以后，权由己出，颇知尽心国事、委任贤臣，淝水一战，击退强秦，收复青兖、河南诸郡，晋威少振。但后来却耽于酒色，军国大事都交由自己的同胞弟弟司马道子负责。于是司马道子招权纳贿，培植亲信，门庭如市，势倾内外；再加上他又是一个酒鬼，有时与司马曜在一起喝酒时，喝多了便借酒谩骂，全没有恭敬礼数。司马曜便有些疑忌不平起来，但碍于母面，不便公开发作，于是就亲自选用名流，任为藩镇，以便潜制道子。他选中的是中书令王恭（前篇所述的王蕴之子）和殷仲堪两人。为此他征求近臣的意见。近臣回答说，殷仲堪细节上很谨慎，以文义著称于世，但心胸比较狭隘，有些自以为是，且缺乏才干。如果委以方镇重位，天下无事时，可以守职，一旦有事，恐怕成为祸乱的起源。但司马曜主意已定，不肯采纳。太元十七年（392），殷仲堪被破格任用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成为方镇大员。
殷仲堪到任后，好行小恩小惠，如有人生病了，他帮助诊脉开药等，但“纲目不举”，就是不懂抓也抓不住大事。他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依赖桓玄。桓玄是桓温（见前文）的小儿子，桓温死时留遗嘱将自己的爵位授给年仅五岁的桓玄。因为桓温曾威逼朝廷，朝廷因父疑子，结果桓玄到二十三岁时才得了个太子冼马的官，心中很是怏怏。后来他任义兴（宜兴）太守，发牢骚说：“父做九州伯，儿做五湖长，岂不可耻！”便弃官回乡。殷仲堪出任荆州刺史时，治所在江陵，桓玄在南郡，两人居住相近，于是经常往来。桓氏长期在荆州，在此部属亲友很多，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殷仲堪想借重桓玄及其势力以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吹捧桓玄是后起之秀，对他格外优侍。时间一长，渐渐地大权旁落，反为桓玄所把持。有一次桓玄在殷仲堪大厅前，骑马舞枪，显示武艺，殷仲堪站在旁边看，桓玄举枪指向殷仲堪，作欲刺状。殷仲堪部下一名僚佐看不过去，忍不住说了一句讽刺的话，意思是你马上使枪的功夫是好的，但不懂道理。桓玄听了怒目相视，殷仲堪也面容失色。事后，殷仲堪劝那个官员赶快逃走，说桓玄党羽很多，如果派刺客来杀你，我怎么能相救呢？那人便连夜逃离江陵。桓玄果然派人追杀，但已不及。殷仲堪作为方镇主帅，手中握有重兵，却连敢说真话的一名部下都不能保护，让桓玄这个一点官职也没有，充其量只能算个地头蛇的人横行无忌，可见他驾驭能力极差了。殷仲堪的亲党都曾劝他除掉桓玄，但他就是不听。当时就有人预测：殷仲堪倒戈授人，必难免祸。
公元396年，司马曜死，其子晋安帝司马德宗接位。司马德宗如同白痴，不但口吃说不出话，连寒暑饥饱都不辨，朝廷大权自然更落到司马道子手中。司马道子嘴上说“稽首归政”，但实际上重用亲信王国宝、王绪等人掌权。这些人都纳贿穷奢，胡作非为，弄得朝政更加浊乱。王国宝等厌恶王恭（时任平北将军，都督青兖等五州军事，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殷仲堪手握重兵，便劝司马道子裁损他们的兵权。王恭与其父王蕴的个性志向恰好相反，王蕴巴不得远离政治，王恭却喜欢干预朝政，因此引起当政者忌恨。王恭得知信息后，便与殷仲堪联络，图谋“清君侧”，起兵讨伐王国宝等。桓玄本来就对朝廷满怀怨望，且以前司马道子曾当众羞辱过桓玄，说他的父亲桓温晚年想作（逆）贼，桓玄对此恨之入骨，此时便竭力鼓动殷仲堪出兵。公元397年，王恭从京口出兵。司马道子害怕了，便主动赐死王国宝、诛杀王绪，向王恭谢罪。王恭见目的已达到，便收兵回镇。殷仲堪虽然答允王恭出兵，但一直在犹豫，待听到王国宝等死了，才发表告示出兵。司马道子又写信向其赔罪认不是，殷仲堪便乘机收兵退还。
这次风波虽然平息了，但司马道子终究畏惧王恭、殷仲堪分居长江东西两头，威逼京师，公元398年，他任王愉为江州刺史，以为外援，并割出豫州四郡军事也让王愉管辖。豫州刺史庾楷本是支持司马道子的，至此听说要分权给王愉，不禁大怒，便去煽动王恭说，司马道子还是想削弱方镇，如果听之任之，为祸不小。王恭又转告殷仲堪。此前桓玄本已被任为广州刺史，但他受命未行，仍在荆州，此时便与殷仲堪商量，推王恭为盟主，又一次共同举兵向京师“清君侧”。
王恭又率先发兵，他将精兵利甲悉付刘牢之（见下文），使其率军攻向建康。殷仲堪听到王恭已起兵，耻于去年后期了，便也即刻出兵，以部下杨佺期为前锋，桓玄为次，自为后应，相继沿长江顺流而下。司马道子听说王、殷兵起，吓得不知所为，“日饮醇酒而已”，将事情全部交付给儿子司马元显处置。司马元显倒有些胆气和本事，他收买了刘牢之。结果刘牢之反戈一击，回军袭击京口，王恭毫无思想准备，只得仓惶出逃，后被捉住杀掉。此时殷仲堪军队已打败朝廷军队，进到建康附近，但一听王恭已死，众人不禁大惊失色，不再有斗志。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便施用反间计，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玄的堂兄桓修为荆州刺史，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桓玄等很高兴，接受朝命，唯有殷仲堪当然很不乐意。由于众心不一，殷仲堪等退军浔阳。在此殷、桓、杨总算勉强统一：都不接受朝命，并推桓玄为盟主，要求朝廷为王恭昭雪，诛杀刘牢之等，并为殷仲堪申诉。此时，殷仲堪虽然被朝廷剥夺了荆州刺史的职务，但军队尽在掌握中，却反而推桓玄为盟主，可见其萎懦至极！杨佺期已知桓玄极不可靠，建议殷仲堪袭击杀掉桓玄，殷仲堪又怕杨佺期将来也不易驾驭，“苦禁之”。司马道子等也暂时妥协，收回对桓修的任命，仍任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对桓玄、杨佺期的任命不变。殷仲堪等得了诏谕，虽未尽如愿，但名位终得保全，便也得休便休，接受了诏命，各返镇所。原雍州刺史郗恢，不愿受代，杨佺期便带兵杀入襄阳，占领了州府，同时放郗恢返京。此前殷仲堪起兵向阙时，曾邀郗恢一起参与，郗恢不但不允，反而起兵帮助朝廷，这时殷仲堪便挟嫌报复，派人于途中刺杀了郗恢，并其四子，托言是群蛮所杀。殷仲堪的手段也够毒辣的。
这场动乱中最大的得益者是桓玄，殷仲堪这时才知桓玄狡猾难制。为了对付桓玄，他便与杨佺期结成了儿女亲家。但他对杨也满腹怀疑，不肯听他的话，杨佺期屡次欲进攻桓玄，都被殷制止，甚至出兵境上，阻遏杨军通过，弄得杨佺期没有办法。不久，桓玄要求朝廷扩大他所统的范围，司马元显等欲使桓、殷交构，分化他们，便下诏让桓玄兼统荆州四郡军事，又以桓玄的兄长桓伟代杨佺期的兄长为南蛮校尉。这直接侵犯了殷仲堪、杨佺期的利益，殷、杨与桓玄的矛盾越来越深。公元399年，荆州大水，粮食短缺，桓玄乘虚进攻荆州，打败了殷仲堪的军队。杨佺期赴救时也被击败，他被捉住杀掉。殷仲堪也被抓住，后被桓玄迫令自杀。
殷仲堪信奉释道，敬奉鬼神不吝财物，专务小惠，未识大体，桓玄来进攻时，尚求仙祷佛，毫无战守方略，性格又多疑少决，考虑问题过于烦琐，顾虑多端，缺少韬略才干，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