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杏荪、幼勋，号次沂、补楼，别号愚斋，晚号止叟。常州人。出身官宦家庭。清同治五年(1866)补秀才衔后，屡试不第。同治九年，投直隶总督李鸿章幕下，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帮办，得李鸿章的信任，在李的提拔下不断升迁。清光绪五年(1879)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光绪十年任津海关道，光绪十二年任山东登莱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光绪十八年调补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

　　他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最早从经营轮船开始。同治十一年，在他的建议下，李在上海创办我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招商局，他任会办，直接经手具体业务。由于帝国主义受在华航运势力排挤，轮船招商局维持艰困，光绪九年他接办，任督办，改官商合办为官督商办，命马建忠、谢家福任会办，制定了《用人理财二十条》，与洋商旗昌、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光绪五年，他在天津任职时，又仿招商局办法，向李建议招集商股成立电报局，设津沪陆线以便通讯。光绪七年，津沪陆线架设竣工，他任总办。随后。接办苏、浙、闽、粤等省陆线。中法战争，海防吃紧，又陆续架设长江线、济烟线、烟咸线、刘公岛线、金线顶线、奉林线、珲春线、济开线、九江—赣州—庚岭—南雄线、襄阳老河口线、武昌长沙—湘潭线和醴陵—萍乡线等。

　　光绪十九年，他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火焚毁，被派往上海处理善后。旋在原厂的废基上，重新招股，创办华盛纺织总厂，任督办。该厂开工后，规模庞大，纱锭多达6000万余枚，布机750台，工人4000名。辛亥革命后，他恐此厂被民军查封，一度挂英商招牌，改名“三新”。后押给汇丰银行。

　　甲午战争失败后，他为了强国之计，在天津创办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即北洋西学堂(今天津大学)，开设工程、采矿、机械、法律等专业。以后，活动的中心移到上海，光绪二十三年，在徐汇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内设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4院，其中外院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小学；师范院是国内最早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机构，邵力子、黄炎培均毕业于此院。公学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被撤职，盛的政治地位发生动摇。于是，他离津赴沪，准备弃官经商。可就在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经营的汉阳铁厂严重亏损，无计可施，请他出来接办该厂(包括大冶铁矿)。他将该厂改为官督商办，同时经办芦汉铁路。从此，他在政治上又有靠山。同年，被清廷召见，他又建议开办银行，清廷不仅同意此建议，还在上海成立铁路总公司，命他任督办，负责全国铁路修筑事宜。光绪三十三年5月，我国最早的银行——通商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他个人出资100万两。光绪二十四年，又兼办萍乡煤矿，他的活动中心完全移到上海，以铁路总公司为枢纽，遥控汉冶萍煤铁厂矿，近制轮船运输电报、纺织、银行及南洋公学业务，达到他一生的全盛时期。

　　他操纵铁路大权后，主张“造成一段”，“抵借一款”。一面开工建造芦汉铁路芦保段和淞沪铁路，一面筹借外债，先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芦汉、沪宁、苏杭甬、浦信、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后因出卖路权引起了国人反对。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联络张之洞等发起“东南互保”，与驻沪领事订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保护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促使清廷与列强很快签订和约。同时，又为亡命陕西的慈禧返京，赶制了大量的御用物品，铸上“臣盛宣怀跪献”的字样，以表“忠心”，慈禧的赞誉他是“不可少之人”。旋被擢升为会办商务大臣驻沪办事。不久，又升任工部左侍郎，办理商税事务大臣，议办通商各条约和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谈判，增加关税，改订商约等。

　　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病逝，宿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趁盛辞官回常为父奔丧之机，派人强行接管电报局和招商局。经他力争，除招商局还保存大部分经济实力外，电报局完全落入袁世凯手中。以后，各地又掀起保路运动，矛盾都集中到他头上，商部秉承袁世凯的意图，派袁的亲信唐绍仪接管沪宁铁路，接着上海铁路总公司也被清廷撤销，他暂时失势。但没有多久，他通过内结军机大臣奕劻、宠监李连英，再度得到慈禧关照。光绪三十三年被慈禧召见，任邮传部右侍郎。他乘机上奏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不久，他的请求被应准，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理。光绪三十四年，前往日本治病，考察厂矿、银行各业。翌年8月，被推选为招商局第一届董事会会长及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清宣统三年(1911)授邮政部尚书。皇族内阁成立后，任邮传部大臣，与英、美、德、法4国银行团签订1000万英镑实业借款合同。接着以“铁路国有”的名义，将归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路权作抵押，与4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磅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结果遭到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强烈反对，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他成为众矢之的。武昌起义爆发，他被革职，在外国公使派兵保护下，经天津逃往青岛、大连，旋又亡命日本。随后，在苏州的典当、商铺、住宅、花园及镇江的汉冶萍公司煤焦分销处、芜湖分销处、湖南汉冶萍公司的常来锰矿局等皆被革命军查封。汉阳铁厂光复不久，又被清军攻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民军财政困难。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与新政府接洽，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向日本贷款500万日元，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消息传出，遭到上海、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社会舆论和公司股东的强烈反对，被撤销公司总理职务。南北议和成功后，政权北移，他以赈灾名义，捐赈100万银元，支持袁世凯政权，企图与袁世凯修和。1912年10月，他回到上海，次年3月，在汉冶萍股东大会上又被推任总理和董事长。5月，当选招商局副董事长。“二次革命”爆发后，竭力主张派兵镇压，一面抵制和破坏革命军调用招商局船只，一面积极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粮，可袁世凯却无意与他和好。他投袁世凯无望，便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于1913年12月，与日本财团签订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贷款1500万日元借款合同，长期供应日本廉价生铁和铁矿石。1915年，又与日本策划筹组中日“合办”的钢铁公司，但未及实现即病死。

　　著作存《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等。另有花费巨资校刻的《常州先哲遗书》、《常州先哲遗书续集》等104册。这些著作大都是明朝以前常州(包括所辖的县)人所撰，流传极少的珍本、善本书籍，这对地方文化事业贡献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