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7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太雷同志离开我们有86年了，他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所留下的光辉足迹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而他在战斗岁月中与中共及共产国际领导人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也将成为佳话流芳百世！
张太雷与瞿秋白
张太雷牺牲后，他的同窗、中共最高领袖瞿秋白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了《悼张太雷同志》，追叙了他的一生。其中写道：“张太雷同志死于广州暴动时反革命军阀的乱枪之下了……而张太雷同志瞑目的时候，广州暴动还没有完全失败呢……他在党里历次担任负责的工作，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8年后，年仅36岁的瞿秋白也英勇就义在罗汉岭的草坪上。一个是壮烈地倒下，一个是从容地离去，但他们彪炳千秋的伟绩和光照后世的品格却始终激励着我们……
太雷和秋白都是在常州这块沃土上滋养成长的，他们的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常州府中的课堂上有他们苦读的背影，五四运动旗帜下有他们昂扬的呼喊，共产国际大会上有他们热烈的目光，上海大学讲坛上有他们谆谆的教诲。太雷是中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的使者，而秋白是中国最早派往苏俄的特派记者，因此他们成为十月革命圣火最早的传播者；他们都精通多门外语，在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他们几乎是仅有的2位俄语翻译，维经斯基、马林、达林、鲍罗廷等多位共产国际代表是通过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人与领导者，太雷比秋白大半岁，政治上较早熟，当秋白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时，太雷已是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而秋白又因在理论传播上的卓越贡献，在28岁时便挑起了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重担，八七会议他挽救中国革命于水火间；他们都是党内著名的宣传家、理论家，太雷常说“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家进行政治的有力武器，应该不断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于是，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类补习培训学校里、群众集会演讲台上；而秋白，为我们留下了600多万字的14卷文集！他们都是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人，太雷信奉“工作时工作，休息时休息”，他喜欢下棋、打球、听戏、郊游，总是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秋白斯文柔弱，却多才多艺，弹琴作曲、写诗作画、篆刻医道，无一不通、无一不精，连鲁迅、夏衍等文坛泰斗也为之折服；他们一个是书生领袖，一个是革命实干家，一个说“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一个说“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他们做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因为他们的探索、实践而逐渐开阔通坦！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他们朝夕相处，携手并肩，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终日奔波。他们相知至深，他们心心相印，他们是闪亮的一对革命双子星！
张太雷与胡志明、片山潜
在张太雷纪念馆陈列室内，有一张胡志明、片山潜和张太雷1923年在共产国际总部里的合影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是由胡志明主席珍藏的，第一次公开是在张太雷牺牲后32年，即1959年11月20日，日本共产党机关刊物《前卫》出版的一期临时增刊《片山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号》的卷头上。当时，日本和平委员会理事长平野义太郎曾为此撰文指出：看到这幅照片，“使人联想到东亚社会主义革命的黎明阶段”，它“象征着日本、中国和越南革命的联系”，并且“显示了亚洲的未来图景”。
在瞿秋白英勇就义7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曾撰写过《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的资深党史专家王观泉先生，在大会总结发言时再次提到了这张照片，并拿出为此亲手精心制作的一张纪念封赠送给张太雷纪念馆。在这张塑封了的卡片上，左下角是这张合影，右上角是一幅张太雷的标准像，旁边附了简单的文字介绍：“张太雷（1898～1927），常州人，中学时曾与比他小一岁的瞿秋白同学，1916年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协助下参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工作，次年派往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局，1921年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是为中共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介绍瞿秋白入党，1923年起投入中国革命，1927年领导广州起义不幸牺牲，英年早逝，明者痛悼。”众所周知的胡志明的生平王老加以省略了，在对片山潜的介绍中，他写道：“片山潜（1859～1933），日本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人物，1884年赴美开始参与工人运动，活跃于南北美洲，1921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直至逝世。”王老说，这三人在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而越南与苏联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出版了胡志明与片山潜两人的邮票，为此王老在这两张收藏多年的邮票中间，贴了一张空白邮票，上面为张太雷写下了“虚席以待”四个字。王老说，“常州三杰”的英俊潇洒众所周知，可他们，特别是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上的地位与贡献，知之者却不多。的确，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张太雷和共产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精通两门外语，他担任过20年代来华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和助手，为他们指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出谋献策。1920年第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张太雷陪同其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就在中国创建共产党问题进行广泛研究；他陪同马林会见孙中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立下汗马功劳；他担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助手，为指导中国共青团的创建四处奔走；在他担任鲍罗廷的翻译与秘书时，他与胡志明等一起住在鲍公馆，夜以继日地忙碌，为此广东的同志将他和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合称为“四个特别忙的人”。在这些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后，他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对革命的热忱。他不仅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青共国际和中国共青团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还直接参与共产国际事务，为亚非各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早在1921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就在短短的五分钟的演说中有力地指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非常重大，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革命运动给予更多的注意和支援，特别对中国的发展应予更进一步的注意。就这样，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声音第一次在庄严的共产国际讲坛上响起！由于张太雷等同志的努力，共产国际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在远东各国中开展组织工作，召开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为联络、组织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选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他具体组成了54人庞大的中国代表团，还冒着风险亲赴日本组织代表团参会。舒米亚茨基在评价这次对抗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显示远东民族革命力量的盛会时对张太雷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指出：“如果对张太雷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大毅力和巨大努力只字不提，那也是错误的。张太雷同志的卓越才能和他那组织家和实干家的才能，在这一次又得到了施展和发挥。”这位连李大钊先生都由衷地称赞为“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舞台上，以他无穷的精力、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赢得了各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尊重，和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张珍贵的合影记录下来的就是那段历史。
痛悼列宁
1921年7月6日，对于瞿秋白与张太雷这二位年轻人而言，是个特别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作为中共派赴共产国际的使者，张太雷以中共早期组织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而他亲自介绍入党的同窗好友瞿秋白也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他们第一次见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其他一些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这些领袖的大名，在国内时就已如雷贯耳，如今是能亲眼见到并聆听列宁的报告，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心愿。当天，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写下了《列宁杜洛次基》一节，“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会间休息时，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见了列宁。看到这位举世景仰的革命伟人，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可惜列宁实在太忙，他亲切地指给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简略地谈了几句，便分别了。虽然只是简短而匆匆的会面，却使瞿秋白内心异常激动。他说：“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于我以深切的感想啊！”有研究表明，亲眼见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极少的，而这篇文章使瞿秋白成为第一个用文字向中国读者描述列宁形象的中国记者。
张太雷则为此次会议撰写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他就中国问题作了5分钟扼要简短的发言，在演说中，他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党对远东的革命运动给予更多的注意和支援，并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其他各种革命力量也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巨大的援助。就这样，在庄严的共产国际讲坛上，第一次响起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声音。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在内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等问题。代表团结束了访问苏联的使命以后，张太雷留驻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同时，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1月23日，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的唯一代表，和片山潜等共产国际各国党的代表一起，在萨拉托夫斯基车站肃穆哀痛地迎接列宁从哥尔克运到莫斯科的灵柩，并到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瞻仰列宁遗容。同一天，张太雷写下了《列宁底死》，特别论述了列宁的不朽历史功勋，介绍了苏联人民对列宁的无限爱戴和沉痛悼念，记述了他在莫斯科亲身参加的悼念列宁的活动。特别提到列宁的棺木抬出萨拉托夫斯基车站时的情景：“当时头上大雪纷纷，鸟雀无声，只似乎听见接者底心底哀音。出车站后棺木在前，送者随行，走过的街道，两旁军警排列，阻止拦入行列，然而屡见老幼争相冲入重围，冀得随送。街中澈静，两旁观者无数，然而一声不闻。”催人泪下，感人肺腑。27日，张太雷在红场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同时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用毛笔和汉字写的《列宁和中国青年》一文，他沉痛地写道：“列宁死了，但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活着！”那年的五一节，太雷在苏联为莫斯科《工人日报》题词，发自内心地写道：“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表示中国工人“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始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
就这样，一位伟人留在了二位年轻勇士的心中，也永远留在了中国青年的心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