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当我站在福建长汀罗汉岭高耸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前，我不禁为他的崇高信仰所折服。对于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情景，当年（1935年）的《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未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2011年6月，当我坐在红星大剧院，听完编剧苏小卫的创作介绍，投入到《秋之白华》的影像世界时，我又不禁为他的浪漫爱情所感染。有几个场景记忆尤为深刻：婚后瞿秋白为与杨之华刻了一个印章，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印章内容是四个字“秋之白华”，把两个人的名字嵌合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雪夜送别是两人最后一面，1934年1月的一个深夜，瞿秋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杨之华，离开上海去“想往很久了”的中央苏区瑞金。谁曾想，多情自古伤离别，一别就此成永诀。这一年，距离他们相识整整十年。之后瞿独伊和杨之华分别在回忆中印证了这些感人的历史细节。
有一次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听了笑着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父亲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瞿秋白女儿独伊追忆父亲
“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杨之华《回忆秋白》
在战争与革命的宏大叙事背景中，革命与信仰是主题，革命者也往往是以“高大全”的形象示人，甚至被推崇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而他作为一个平凡生命的许多细节却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偶像式的符号。而对于后人来说，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先驱反而更真实，更容易让人走近。因此，有评论认为电影《秋之白华》之能够获得较好的社会反响和市场票房，就在于它不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语），而让镜头中的“秋白”更具有“人”的味道，而不是无法亲近、完美无缺的“高大全”。
自称为“江南第一燕”的他，从破落书香门第起步，风雨兼程觅渡之旅，经历了一个“隔着纱窗看晓雾”的过程。1920年10月16日，他以“宁死当一行”的心态，远赴被他称为谜一般的“饿乡”，一路观察，一路思索，一路写作，“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莫斯科得精髓”，他自己也承认到苏俄之前“思想是紊乱的”，“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声，不由生不动心”。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完整译配《国际歌》歌词（其中“英特纳雄耐尔”就是根据Internationale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他是中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风采的第一人，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赤潮歌》，创办了我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同时，他也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先驱，在《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1925年6月）、《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1926年4月）、《北伐的战争之意义》（1926年8月）、《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1926年8月）、《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2月）、《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1927年2月）、《武装暴动的问题》（1927年12月）等一系列文章中，他讨论了革命战争、武装斗争、游击战争、革命军队建设、工农武装割据、农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显示他作为革命理论家的真知灼见，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先导意义和奠基作用。
在信仰上，瞿秋白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共中央长征出发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要求《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面临着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瞿秋白仍然带病投入工作，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捕后，面对劝降的利诱和死亡的威胁，他坦然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1935年6月18日起身刑场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到达罗汉岭刑场之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生如夏花之绚丽，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样一位“让人敬仰的人”，同时又是一位“让人心疼的人”。从“第一燕”到“多余人”，生命走到尽头时，革命者的情怀也充满了沙场琴心，《多余的话》中说：“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十年的师生恋，就像大革命一样轰轰烈烈。在婚姻与爱情的选择上，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人曾经有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谈判的结果是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这三则启事在27、28、29日三天重复登出，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佳话。
乱世就是一个舞台。家国、生命、信仰、牺牲、理想、爱情、亲情与命运，所有的元素都会让人们热血沸腾，却时不时渗透着缠绵绯恻。李大钊，38岁；彭湃，33岁；瞿秋白，36岁；方志敏，38岁；邓中夏，39岁；、蔡和森，36岁；恽代英，36岁；向警予，33岁；刘仁堪，34岁……只因坚信“人生最高之理想，在于求达于真理”，他们“留得豪情作楚囚”。
真实的革命，是不缺爱情的。牺牲时年仅24岁，留下怀孕8个月的年轻妻子和5岁幼子的林觉民，留下那篇传颂百年、烛照心灵的《与妻书》。同样在广州，从越秀区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到6号一栋4层大楼走出了真真假假两对“夫妻”，其中一对还演绎出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1928年2月6日，周文雍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情的陈铁军一起，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革命中的爱情，有时比小说剧本中的情节还动人心弦，尤其是其间的生离死别，更让人为那一份民族大义中的家国情怀、真情挚爱动容。毛泽东在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秋之白华》瞿秋白对杨之华说：“其实你不用这么美丽，有你的智慧就足够了，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智慧，有你的勇敢就足够了。”瞿秋白牺牲的那年，瞿独伊才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
觅渡觅渡渡何处的残酷岁月里，左手信仰右手爱情的传奇不是个案，还有许多的牺牲和许多的爱情不为人知，但却真实镶嵌在时空的缝隙中。在信仰与爱情的话题上，我时常想到《潜伏》中的余则成与左蓝，面对左蓝的死，他所有的悲恸都化作了“悲伤尽情来吧，但要尽快过去”的隐忍。就如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文字背后同样能感悟到坚如钢铁、细若发丝的隐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