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樊，是鄂、渝、川、陕、豫五省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1月，蒋介石派黄埔三期毕业的亲信学生、时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赴襄樊坐镇指挥。康泽路经武汉，湖北国民党上层专门在豪华酒楼设宴招待，应邀作陪的客人中间有一位武汉上流社会的“红人”，名叫赵忍安，常州人，别人都叫他赵老板。他是和成银行经理，其真实背景实则是中共地下党员。酒过三巡后，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问康泽：“共军南下势如破竹，襄樊能守得住吗？”康泽见在座的都是达官贵人，没有多想，就把制订在襄樊设置三道防线的绝密计划和盘托出。赵忍安表面吹捧国民党高明，心中暗喜。散席后，他立即将这一信息转告给了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破布防软肋，7月一举攻破襄樊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泽也成了我军的俘虏。
赵氏是常州望族,。因父亲在四川做官，1912年赵忍安出生在成都。少年时代，他在校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倾向进步。1926年，他14岁，便上街参加了“三一八”惨案游行示威。1933年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1937年，他受中共组织派遣，到四川乐山彝族地区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乐山乐群垦社特委支部书记、南充支部书记、南华艺社党团书记。1940年，被派往重庆，打入和成银行，任襄理（副总经理），潜伏在金融界为党工作，任银行特别支部党团书记、化龙桥区委委员及书记等，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和成银行准备到武汉开设分行，中共南方局决定为武汉重建地下党组织做内应，通过活动，成功让赵忍安到武汉筹建分行。1946年1月，和成银行汉口分行在胜利街25号成立，他任经理。
赵忍安以这个体面的身份作掩护，有意接触国民党上层社会。湖北省政府前后两任主席万耀煌、张笃伦看到物价飞涨，都拿了不值钱的金圆券通过他的关系，兑换成金条，使他成为武汉上层社会的“大红人”，为他开展地下工作，获取国民党重要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成银行汉口分行也成为武汉地下党领导机关的重要交通站。中共南方局看到他潜伏在武汉站稳脚后，就派曾惇（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实、陈克东3人到武汉建立中共地下武汉市委组织，并指令赵忍安接应，为人生地不熟的革命同志寻找工作做掩护。赵忍安利用震寰纱厂厂长向他贷款的机会，将曾惇介绍进厂当职员，出资让陈克东开了一家布店，介绍刘实任家庭教师。
赵忍安利用与达官贵人的“亲密”关系，在秘密战线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武汉解放前夕，他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1949年5月12日晚，白崇禧准备逃走，派人包围了武汉电信局，准备将电信局炸毁。一般人无法进入封锁线，中共地下武汉市委书记曾惇立即指派赵忍安想办法与电信局局长、总工程师等取得联系，商量保护对策。赵忍安通过一张白崇禧司令部经济处处长孟学思的名片，进入了该局。
孟学思是白崇禧司令部掌管武汉经济大权的总负责人，赵忍安早就与他混熟，成为“朋友”。在白崇禧逃跑准备前，孟接到指令，必须要等到司令部撤离，他才可以离开武汉。孟为了活命，暗中找赵忍安帮忙，觉得形势紧张，住在杨森花园已不安全，要赵忍安帮忙找个住处，并对赵说，万一来不及撤离落在共军手中，就说他是和成银行职员。赵忍安请示组织后，有意将他安排在和成银行职工宿舍住下。孟带了一个警卫和一部电话机住在赵忍安隔壁，经常与白崇禧等有关方面联系，赵忍安便乘机表示对他“关心”，每天晚上去找他闲谈，从中打探到很多情报，随即转告给武汉地下组织。5月10日，孟突然留下一张名片和两张南逃的军用火车票，不辞而别。这张名片正好被赵忍安派上了用场，他拿了这张名片，一面大摇大摆通过封锁线，与电信局职工取得联系，里应外合，做好保卫措施；一面筹集2000大洋，买通指挥爆破的国民党头目，保护了电信局。
还有保护张公堤、趸船码头等。白崇禧在撤退之前，曾有歹毒计划，想用炸毁张公堤，水淹汉口，来阻止解放军入城，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乘机暗中敲诈，称拿不到3万大洋就炸堤和码头。在这万分危急时刻，赵忍安受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指示，出面与鲁道源谈判，讨价还价，最后又由他出面，组织武汉银行同业公会的银行家们凑到6000大洋把鲁道源摆平，避免了灾难的发生。5月15日晚，白崇禧部队全部逃跑，赵忍安和其他地下党一起亮出真实身份，成立治安委员会，维护城市秩序。16日下午，赵忍安受市委指派，带领进步人士，赶到江岸，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