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写恽逸群，无论是专著，还是长篇大论的传记文章，对他早期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因，大多语焉不详，即使有所涉及，大多也很简单，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这成了研究恽逸群的一个盲点。
恽逸群走上革命道路，至少跟三个人有关。
第一个是其表叔沈增祺。恽逸群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4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先在家乡马杭上店读私塾，他读书刻苦用功，过目不忘，素有神童之美誉。1919年，在他13岁那年，参加常州有影响的三益文社应题作文考试。卷子由名噪一时的进士钱名山评判。在200多个二三十岁青年中，他以最小的年龄，名列前30名，让长者刮目相看。当有人得知他还在乡下读私塾，便纷纷建议送到城里新式学堂读书，仔细培养，将来定是栋梁之才。他的三叔恽璇便把他送进了北直街基督教办的东吴第五小学读中学（开中学课）。在入学之前，恽璇带着恽逸群先去拜访了恽逸群的表叔沈增祺，沈增祺对恽璇说的一句话，却让边上的恽逸群第一次对学生运动产生了兴趣，他说：“中国不会亡国了，学生厉害，（五四运动）能让政府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中国有希望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恽逸群朦胧地认识到爱国运动的深远意义，从此烙在心中，挥之不去。
第二个人是20世纪80年代有“常州三老”之称的革命前辈杨锡类，另外“二老”是钱小山和羊牧之。1923年，恽逸群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因学费高昂，家中无力承担而辍学。三叔恽璇为了使17岁的恽逸群能够独立谋生，找到家族中的同辈、1925年任武进商会会长的恽毓昌（禹九），请他与创办无锡电话公司的妹夫杨寿楣疏通，录用恽逸群到电话公司工作。恽逸群做事认真，悟性高，很快得到杨寿楣的赏识，升为技术骨干。工作之外，迫切要求进步的恽逸群一面埋头苦读《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互助论》《物种起源》《代议政治》等书籍，提高剖析社会问题能力，一面参加社会活动，倾听各种进步演说。这时武进前黄人杨锡类（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无锡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活跃，除了在电话公司旁边杨寿楣办的私立艺方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外，还被无锡县通俗教育馆聘为巡回演讲团演讲员，编著《通俗演讲法》一书，激励民众安邦兴国。恽逸群因经常前去倾听，认识了杨锡类。杨锡类本来就有意引导进步青年走革命道路，就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向导》周刊、《新青年》等推荐给恽逸群阅读，并经常与他畅谈中国革命的未来前途等问题，为恽逸群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了种子。1950年7月15日，恽逸群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说：“杨锡类在五卅运动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我和他时常交谈，接受其影响，从他那里看到党的刊物而开始倾向革命。”
第三个人是恽雨棠。五卅运动发生后，各地开展了反帝爱国斗争，无锡在声援“沪案”斗争中，群情高涨。时不我待，恽逸群立即与一些血气方刚的进步工人发起成立爱国会，发动捐款，凑了20块大洋，印制反帝爱国宣传和抵制日货传单，走上街头张贴；并与学生汇集在一起，开展游行、演说等。这是恽逸群第一次以实际行动参加反帝爱国进步活动。通过这次政治斗争的实践，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杨锡类商量，说：“我要请几天假，到上海亲临第一线，去参加反帝爱国斗争！”杨锡类非常赞同，说：“前期来无锡发起成立中共无锡支部的董亦湘是我们武进同乡，到时你可以到商务印书馆去找他。”
提到商务印书馆，恽逸群早从族人口中了解，以族中辈分而论，他有一个侄子叫恽雨棠在那儿工作。恽逸群到了上海后，先去找恽雨棠。恽雨棠尽管辈分比他小，但实际年龄比恽逸群大4岁，得知恽逸群来上海目的后，很欣赏他有这个志向，向他介绍了上海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的情况，并向他透露，自己非常推崇孙中山推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倡议国共合作，推翻军阀统治，赶走帝国主义。恽雨棠告诉恽逸群自己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向他分析当前形势，说：“反动军阀不顾民族利益，只知争夺地盘；反帝斗争、推翻军阀统治，将是一项长期任务，赶走帝国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现在迫切需要把全国的群众发动起来，汇成一股洪流，来推动全国的革命斗争；听说家乡武进还没有国民党组织，你若愿意，我介绍你加入中国国民党，回乡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恽逸群当场表示同意，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随后，恽逸群回到无锡，先向杨锡类通报，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未与杨寿楣照面，就“自作主张”打了一个报告，辞掉了电话公司的“金饭碗”，回到上店创办小学作掩护，开始走上了职业化革命道路。
1926年8月，恽逸群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苏常道特派员、中共党员乔心泉介绍，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国共党员的双重身份，成为军阀统治下秘密战线上的一名尖兵。大革命前后，他把常州的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以他出色的才华和老练的斗争艺术，在地方上赢得了崇高的威望。1927年，常州国民党右派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腥风，发动四一四反革命政变，恽逸群巧妙利用斗争策略，保护了一大批地方革命骨干力量；他自身也为革命忠贞不渝，在斗争形势最艰难的时候，卖掉了家中全部70亩田产用作革命经费，在地方革命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
